原标题:争鸣|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忘乎所以的优越感”是根源
[编者按]
“外交学人”上周刊发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王浩的文章:《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失败?是自身利益界定及排序现危险漂移》,文章认为美国的对华接触战略并未失败,只是美国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我界定的利益及其排序出了问题。
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肖河有不同看法。
“外交学人”今日刊出肖河的文章,以期对这一问题能有仁智互见的讨论。
在当前的华盛顿,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归于失败似乎已经成为了新的两党外交政策的基石。对于持强硬立场的美国政治精英而言,判定这一政策失败是有清晰的判断标准的,因为其不仅没能实现通过接触重塑中国的直接目标,也没能达成通过重塑中国增强美式国际秩序的根本动机。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判断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了在过去几十年的中美合作中,美国的利益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和促进。至于这一政策缘何走向失败,则在于美国从根本上误判了历史的进程和中国的发展,没有认识到不同的国家会从同样的历史进程中吸取完全不同的经验。
美国判断对华“接触”政策成败的标准
判断一项政策的成败一般而言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其是否实现了当初推行这一政策的目标,以及假使这一政策实现了直接目标,这一结果本身又是否产生了匹配制定这一目标的原始动机的效果。就美国对华“接触”政策而言,其根本动机是巩固和增强美国主导的1.5版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直接目标则是通过允许中国“选择性”加入现有国际秩序逐步改变前者对后者的看法,由一个和美国完全不一样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大致相同的国家。从这个标准来看,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不论是在直接目标上还是根本动机上都力有未逮。
在直接目标上,美国是希望中国能够通过不断地改革开放实现从经济到政治领域的“西方化”,但是如果过去美国只是觉得这一期待中的变化“进展缓慢”的话,那么这一想法在近年来已经彻底破产。事实上,与美国所设想的场景完全相反,取得发展的中国并不认为中美两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共同促成的外部环境变化是自身崛起的决定性因素,而是更加认可自身投资驱动、国家主导和产业保护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模式。目前,这种在制度偏好上的差异已经呈现出不可逆转之势。
在根本动机上,美国是希望一个形态变化后的中国能够发生相应的秩序偏好变化,但是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理解与美国存在极大的差异。
在美国看来,现有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后雅尔塔”式的,也就是说伴随着冷战的终结,原本为美苏两极结构设计的国际秩序理应转变为彻底的单极霸权领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安全上,所有其他国家都应该摒弃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权利,只有作为领导者的美国应当拥有完全功能的军事力量,其他国家发展军事力量的唯一目的只应当是配合美国;在经济上,各国应当加快走向全面开放市场的速度,按照美国的以私人企业为主导的产业模式塑造国内经济体制,摒弃以政策或者国有企业为载体对经济直接干预;在政治上,则是要承认自由主义价值观相对于国家主权的优先性。当然,对美国而言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除了承认在具体领域中的实质性内容外,还要接受美国的领导权。
显然,中国在安全、经济和政治的任何一个领域内都没有认可美国的秩序观。如果要更进一步地划分的话,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偏好在过去近40年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即根据自身的主张、诉求和节奏开放市场,但是拒绝改变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安全和政治领域中,中国的立场则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在总体的表态上,中国也从未公开承认过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以此而言,中国一贯维护的是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强调国家主权和在安理会中大国一致的国际秩序。经过40多年的争取,中国的立场不仅没有发生实质变化,而且还拥有更强的反对“美式国际秩序”的力量。可以说,美国不仅在重塑中国的直接目标上遭遇失败,而且也没能实现其对华接触的根本动机。
华盛顿之所以认为“接触”政策失败,甚至不在于其没有达到原先设想的效果,而是从事实来看其起到了巩固中国自身地位和立场的反作用,削弱了美国正在推行的“理想的”国际秩序。那些认为只有改变了中国才算“接触”成功的美国政治精英们在冷战结束20多年后,依然沉醉于“美国模式”唯我独尊的优越感,这才是对华接触政策最根本的败因。
对华“接触”政策的败因
一项政策会走向失败在逻辑上看无外乎有两种可能:一是设置了错误的、绝对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注定可望而不可即;二是目标虽然有达成的可能,但是没有采取恰当的方法,最终事与愿违。具体到对华接触政策而言,美国犯下的直接错误在于严重错判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相对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相结合的后果。而其根源是华盛顿于冷战结束后毫无依据的“历史已经走向终极”的盲目乐观主义情绪。
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成立的前提是一个关于经济、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假设,那就是一旦一个国家通过与外部世界更紧密的联系、通过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来推动自身的经济发展,那么其未来就只能是一条通向西方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单行道。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发展和政治变化会互相促进、互相需求,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摆脱这一“现代化”或者说“政治发展”模式。对于华盛顿的决策者而言,只要通过“接触”中国说服它打开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大门,那么中国就将不可避免地最终走向华盛顿模式。但是这显然是一个错误判断。
这一判断的错误性实际上早就展现了出来。在中国崛起之前,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早已证明一国完全可以在选择性参与世界市场的条件下,保持与典型的西方制度大相径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55年体制”的日本,其政治上是自民党垄断政权的一党优位制,经济上是一边执行本国市场的保护主义一边通过通产省等政府部门深度干预国家经济发展。在这一体制下,日本经济迅速崛起,一度威胁到了美国的经济霸权、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异类。最终,美国只能依靠政治和安全手段迫使日本逐步改变这一体制。但是至今为止,日本也没有完全改变自身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推而广之,韩国或者中国台湾地区在经济起飞之后的民主化未必体现了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而可能只是在美国的强大外部压力下的结果。
可以说,美国未能从日本的政治经济发展中获取客观的经验决定了其对华“接触”政策必然会走向失落、失败与失望。中国只是再次用发展证明了,在一个整体相对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拥有强大国家能力支撑的发展模式确实可能获得更高的效率。
之所以会犯这种经验归纳和判断上的错误,根源就在于苏联在冷战末期的颓势以及最终解体让美国决策者和思想界过于乐观、忘乎所以,甚至提出了“历史的终结”式的夸张说法。这种智识上的懒惰加剧了在华盛顿政策界原本就存在的线性发展观和历史观,更加忽视了其它发展模式和政治体制可能同样会在后冷战时代取得重大成功的可能性。因此,目睹着异质性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政策界出现了认知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失调,并且产生了大量的新的对华强硬派。他们一方面将美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归因于过去决策者的“幼稚”,一方面又尝试着重新启动冷战的一整套仪式。但是,这种简单的套用同样也是一种智识上的“懒惰”,不论其对中国的影响如何,其结局很可能是美国花费更多的外交和经济资源,而无法获得与其预期相匹配的成果。
美国应当认识到,其所试图推广和构建的理想的国内和国际秩序之所以无法吸引很多国家及其人民,根源在于其并没能随着国家格局的变化而调整其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成分。在敌对的超级大国苏联已经解体的后冷战时代,美国依然试图保留甚至强化其中具有强烈等级色彩的霸权机制,不愿意通过更多的自我限制来实现国际政治的进一步社会化,在国内和国际秩序上秉持双重标准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从美苏竞争的过往来看,掀起与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对抗可能只会恶化而非改善这一根本缺陷,这无论对于美国自身还是整个世界而言都绝非福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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