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大兴私人讲学之风，讲学的地方，白天是课堂，晚上就成了读书的地方，这就是书斋的雏形。至汉代，司马迁身受奇耻大辱，满怀孤愤，在家中读书、整理资料，写出了鸿篇巨制《史记》。司马迁的“个人工作室”，就是他的“书斋”，这或可作为中国古代书斋正式形成的标志。

　　盛唐文化艺术繁荣而发达，学术氛围也比较宽松，可以说是书斋发展成熟的时期。成都的杜甫“草堂”，就是典型的文人书斋。他写书斋的诗句脍炙人口：“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

　　两宋时期，文人墨客在诗词、书法、绘画等方面成就繁盛，加之程朱理学的创立及影响，讲学之风盛行，书斋也是思想的激荡之地。至元代，王冕首使花乳石篆刻的文人印，使篆刻艺术在原始秦汉玺印的基础上脱胎而生，从此文人自己刻制的书斋印和书斋结合在一起，开启了印章的载体和广阔前景。正可谓：印小天地宽，方寸知千秋，大大丰富了书斋的内涵，成为书斋发展必不可少的标志。

　　书斋发展到明代，与小说的诞生、话本的兴盛、书法与绘画的发展相伴，书斋地位和格局不断完善，最终定型。这一时期，文人的书斋印更加盛行。清代的文人学士虽受“文字狱”的恐怖影响，转向研究考据的文人多了，但文学、书画艺术还是得到发展。此时书斋文化完成从书房到文房的进化，使文人书斋的发展得到充实与提高。

　　自古及今，书斋究竟该什么样，其实并无一定之规。富者可专门筑楼，贫者陋室仅一席；有的雕梁画栋，有的则环堵萧然；有的筑于水滨山林，有的藏诸市井；有的植以南山之竹，有的覆以荆楚之茅，不一而足，但总有一点是书房应有的品质，那就是简洁清雅。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专门谈到书斋的设计，崇尚的是“宜简不宜繁”“高雅绝俗之趣”。

　　“斋中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一，斑竹笔筒一，旧窑笔洗一，糊斗一，水中丞一，铜石镇纸一。左置榻床一，榻下滚凳一，床头小几一，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闲时置蒲石于上，收朝露以清目。或置鼎炉一，用烧印篆清香。冬置暖砚炉上。壁间挂古琴一，中置几，如吴中云林几式最佳。壁间悬画一，书室中画惟二品，山水为上，花木次，鸟兽人物不与也。”这是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里描述的书斋陈设，虽有些繁琐，却让我们看到了一间舒适古雅的古代书斋的大概。

　　“新辟书斋鹤机宽，一帘风月尽幽闲。百年易向忙中过，万事偏於好处悭。漫说折腰营斗米，何如留眼看云山。只消一卷梅花句，留得林逋在世间。”中国古代文人无不重视书斋的设置，讲究书房的高雅别致。他们在书斋中私自独处，不记尘烦，格物致知。

　　今人效仿古人的书斋来装点书房，有人专门去书店买了一套一套的百科全书装点门面，却几乎很少翻阅，这已经失去了书斋的品位。若真如此，文人心中的家国天下，就没有了其因应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