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多种因素，正在让农村重新焕发活力。

4月21日，在2018特色小镇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称，城乡融合发展是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

郑新立认为，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两个市场的行政分割，城市的市场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全要素的市场化，而农村的生产要素处在半市场化，或者完全没有市场化的状态。由于农村的市场化程度低，导致农村的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改革开放四十年，农村的劳动力、资本、土地三大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支持了城市的繁荣。

在他看来，发展特色小镇将是城乡实现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特色小镇可以带动农村的发展，带动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带动农民的就业。比如，台湾农村搞乡村旅游，农业观光，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再比如，韩国通过上世纪70年代搞的新村运动，40多年的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始终保持同步增长，差距保持在1：0.9左右。

结余建设用地指标的跨省调剂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当前，在农村，承包地、宅基地都实行三权分置的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推行的三块地的改革，正在成为撬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强有力的杠杆。

他认为，若以这“三块地”为质押，在“十三五”期间，将撬动20万亿的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下乡，可以投入到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和特色小镇建设上来，城乡发展差距就能够迅速的缩小。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改进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办法，建立新增耕地指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所得收益全部用于脱贫攻坚和支持乡村振兴。这意味着，农村结余的建设用地指标不仅可以在本省本地交换，而且还可以跨省交换。

郑新立表示，如果将中西部腾退出来的宅基地作为建设用地指标卖给东部省份，在过去，一亩建设用地在县域卖，根据经验只能卖到7万，在地级市可以卖到20万，但在省域统一市场就能卖到50万，如果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话，就可以卖到100万左右。

他说，跨省域建设用地的调剂为建设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打开了一个缺口，将成为一个撬动特色小镇建设，撬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强有力杠杆。要利用好这个政策，逐步的发展，从而建立全国统一的调节机制，使土地跨省域调剂所获得的收入能够更多的补偿给退出宅基地和房产的农民，使他们能够获得更高的资产收入，从而在城市里面买房子或者租房子，有利于农民工的市民化。

市民下乡的模式创新

此外，要想城乡融合，自然无法离开城市资本和市民的下乡。

在会议上，国开金融公司副总裁左坤认为，中国的乡村要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就不应该就农村论农村，而且依靠农业、依靠农民工返乡，通过搞乡村旅游、农家乐是很难取得大发展的，最终应该跳出农村来发展农村，通过引导市民下乡，为日益空心化的农村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他表示，市民下乡有三重重大价值：一是短期的经济价值。市民的投资消费在短期内有助于快速解决乡村建设的大额成本问题；二是中期的民生价值，市民下乡后将会产生巨大的生产和生活服务需求，在中长期内能够解决农民的持续就业的问题；三是长期的社会价值，从长远来看，这是最重要的价值因素，因为市民下乡将为乡村注入相当部分的市民阶层，包括退休的政府公务员，以及企业主、艺术家、高级白领、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这些群体的下乡重构乡村的人口结构，改变乡村老幼相守，缺少知识分子的社会架构。

近年来，在官方文件中也逐步出现了鼓励市民下乡的内容，涉及到乡村旅游、康养领域。对于有些地方发布了鼓励市民下乡租赁农村闲置农房的政策，左坤称，这种让市民和农民直接交易，分散下乡的做法，短期内可能有助于部分农民增加收入，但从中长期来看，对乡村的发展作用有限。

其中原因在于，一是这种做法受益农民的比例不大。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在乡村尽管很多房子是空的，但是完全进城彻底空置的农房比例不超过20%，即便把这20%的房子都租给市民了，剩下80%的农户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二是市民租房的生活品质不高，很多市民租了以后重新装修一番，但是时间一长，新鲜劲儿一过，烦恼就会来，比如邻居和周边的环境仍然很差，在乡村很难有想要的生活服务配套功能，而且闲置农房的价值不高，环境和配套品质不高，农民最终获得的租金收益也不高。农民土地资源价值并没有得到最大化的挖掘。

左坤认为，这种分散交易的市民下乡的政策，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市民和农民都不会太满意，农民没有得到普遍的全体村民的最大化的收益提升，市民也没有得到高品质的乡村生活的体验，并将逐步丧失下乡的热情。从国开金融的实践看，乡村建设必须要有大企业、大资本、大谋划、大运营，整体谋划实施，才能让乡村的环境和价值得到显著的提升，从而真正为农民获利、市民积极下乡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