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官的文化特质|文化|陶瓷|湘江

原标题：铜官的文化特质

文/周云武

铜官曾经是很火的。

铜官后来又不火了。

直到“黑石号”浮出海面，铜官终于又火起来了，火得闻名全球！

铜官的火，曾经让诗圣疑惑、兴奋又伤感。今天，铜官的火，让国人骄傲而自豪。

无数次到过铜官，一直想为铜官写点文字。无数次提笔，又无数次搁下。每次提笔的时候，总有一股冲劲和激情，而正要落笔的时刻，又感觉笔头太沉、手太轻，难以书写铜官的深邃和厚重。

这种深邃和厚重，主要来自铜官的文化。

文化这东西，文化人常常把它弄得高深莫测、捉摸不透，用我们乡下的说法，其实就是说不清。文化，不论业态，还是元素，抑或意念，从古到今，时而有形，时而无形；时而有声，时而无声；时而有物，时而无物；时而有我，时而无我，所以说不清。但既然说，便不能混混沌沌，使人昏昏。为了尽量把铜官的文化说得稍微清晰一些，我这里用罗列的方式，分门别类地说。

壹地域文化

江南水乡与大漠草原，通过人的感官投射到心里的反应肯定不一样。这种反应，说到底，是地域文化的冲击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在这一方水土里生活创造文化。“隔山不同音”，这便是地域文化的特点。

我们先看看铜官所处的地域。

都说一江春水向东流，世上往北流的河道不多，所以，“湘江北去”才能划破时空，惊世骇俗，不同凡响。湘江过古城长沙，由开福区母山开始，便是东岸依山、西岸平川的地貌。东岸越鹅羊山，经丁字湾、过书堂山，便来到了铜官山。而与之对应的湘江西岸则是一马平川，与铜官隔江相望西岸的是靖港古镇，上游新康，下游乔口，都是自清朝随水上交通发达而兴起的古镇。湘江再往下，便是过东城，跨湘阴，汇入浩荡的洞庭湖。

铜官，水上交通发达，古时叫通江达海。铜官古镇依山傍水——依铜官山而坐落在湘江边的一片洼地，几乎是三面环山，西朝湘江水面。所谓的铜官山，也是因铜官而得名，原叫云母山，不过是隆起的山丘而已，山体不高也不雄伟。山丘高处被称之高岭，伫立高岭，不仅可领略湘江南来北去的江河气派，还似乎能如巨人般迈步在古镇之上。而且，江中洪家洲，对岸靖港、新康、乔口皆可一望而尽收目下。

这种依山傍水的地域于人的生活有何关联呢？就居住习惯而言，山里的人趋于安稳，保守而憨厚；湖区的人更喜流动，开阔而善变；而依山傍江河而居的人，则介于两者之间。所以古代在这种地域里生活的铜官人，安稳的性格适宜安居创业，开阔的视野更能促进交流。

所谓文化，终归是人类在历史的岁月里留下的生活气息和劳动痕迹。如果一个地域，被称为不毛之地，不宜人类生产和生活，那是无所谓文化可言的。

铜官，当然以盛产陶器而闻名天下。但是，如果不是其独有的地域特征，能不能产陶？这个特征不仅仅是因为陶土，还要适宜构造烧陶的龙窑，适宜产品的贮藏、交流、运输，适宜人们居住与交往。这些条件缺其一，便产不出陶器，或即便产了也达不到兴盛的境况。世上肯定还有不少地方存在能制陶的土，但为什么这文化偏偏就属于铜官？

地域，是文化的河床、沃土和底盘。

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安史之乱”迫使很多中原人迁徙到湖南，不少窑工加入南迁，几经辗转，落脚于岳州与潭州间一个叫“石渚”的地方，创造了“石渚窑”。

这个石渚窑，就是今天的铜官窑。

铜官的地域养育了铜官人，造就了铜官文化。

贰地名文化

早期农村的娃，许多上学读书时才有个正式的名。有了名，才开始读书有文化。

铜官的地名，文化底蕴深厚。

铜官地名的由来，传说颇多，流传广泛的就有4种：铸钱说、采铜说、信誓说、感恩说。而铸钱说、信誓说居然还有文献记载。这里把采铜说拿出来说一说，便知其地名内涵之丰富了。相传汉武帝时，江山稳固，百姓安宁，为了繁荣经济，集中财政，抑控民间盗铸钱币之患，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专令水衡都尉所属的中官、辨铜、均输三官去各地设员探查和采掘地下金属资源，以便控制源头。当时的湘江一带山地丘陵广布，地下宝藏丰富，因此有的放矢地设置了一批官员在长沙至乔口地段采掘金属资源。当时，在铜官设有采铜的官员，故此地得名“铜官”。相应地在长沙东岸有“金盆岭”、西岸有“银盆岭”、乔口上方有“铁角嘴”。据说都是当时设官分别采掘金、银、铜、铁而得名。

史书载，从远古到部落分治，铜官属古东夷辖地。“五帝”时，铜官属古三苗国。春秋时期，铜官为吴国、楚国分界处，迄今分界标志铜官“吴楚桥”地名犹在，遗址尚存。

秦朝实行郡、县两级行政，铜官属长沙郡。汉朝时铜官属长沙国临湘县。三国时，铜官又成吴、蜀分治界限。隋朝设道、州、县三级行政，铜官属潭州长沙县。清道光年间，长沙县被划为10个都，铜官又属临湘都。民国二十七年，铜官叫铜官乡，行政单位与地名正式融合。

1951年，长沙县划分为长沙、望城两县，铜官为望城县铜官镇。1959年，铜官镇又随望城并入长沙县，1977年恢复望城县，2011年望城县改区，2015年铜官镇与书堂山街道合并，成为铜官街道。

铜官当今的许多地名，都有着非凡的印记和远古的传承。

叁民俗文化

铜官的民俗，既有与附近地域如靖港、乔口、东城、茶亭等地相同的一般性习俗，也有不同于这些地方的独特风情。

相同的，如婚嫁习俗、节日习俗、饮食习俗、集结习俗、待客习俗等，如一碗芝麻豆子茶，就是这一带地域家家户户招待客人的礼节，每家每户家庭主妇几乎人人都会做。客人落座，主人便进厨房煎茶:先把洗净的生姜块捣碎，加适量盐，再搁入先前炒熟备好的豆子和芝麻，放少许绿茶，用滚开水一冲，阵阵浓香便扑鼻而来。喝上一口，满口清香，暖心提神。

而诸如四月初八烧头窑，八月十五烧“宝塔”，休息日“晾网”，拜师“折子篾”等，则是铜官独有的风情。这些独有，说到底都与陶瓷文化有关。

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每窑每段的业主都齐聚窑头，吉时一到，点火烧窑，鞭炮齐鸣，窑火熊熊，陶工们望火祈祷，相互祝愿，祝福一年又有好收成。这便是“烧头窑”的习俗。

而烧“宝塔”，则是每年八月十五夜晚，选一块空坪隙地，借皓月之光，用陶瓷碎片，一层一层绕圈堆砌成两米高的镂空陶片宝塔。将柴火点燃投入塔中，让火苗从孔隙喷出，如万道焰火环绕塔身，蔚为壮观。陶片烧红之后，向上投洒谷糠，谷糠燃烧的点点蓝光与烧红的陶片装点“黄金宝塔”，与银色月光相映，构成“天银地金”的丰收景象！

铜官民俗，丰富多彩而又趣味无穷。

肆码头文化

沿海、沿江许多地方的文化，其实都是起源于码头文化。

古镇铜官，昔时陆地交通不畅，物资流转全靠湘江水运，从南至北有石渚、铜官、峡口子、袁嘉湖、沙湾寺、誓港六个主要码头。唐鼎盛时期，铜官窑陶器遍布亚洲各地，远达非洲，出口29个国家和地区。这些产品沿湘江、出洞庭、入长江，经扬州、宁波、广州口岸，开辟了一条通往南亚和北非的“海上丝绸之路”。石渚码头曾是铜官瓷出口的重要港口，铜官窑能与刑窑、越窑共同构成唐代中国三大陶瓷出口基地，与码头是分不开的。当年码头的麻石阶梯至今还淤埋在石渚湖畔的湘江水下。

誓港码头曾是铜官与靖港的过江渡口，光绪七年建“义渡亭”。该亭建筑面积近400平方米，专供过往行人候渡休憩。一些小商贩常聚集亭内，为行人提供吃货。叫卖声、嬉闹声此起彼伏，人流如潮，一派繁荣。

码头文化，体现的是人流物流、商贸繁荣的景象。景象为什么也属于文化的范畴呢？因为它是热闹的意象。

伍器具文化

这里首先便涉及到如何认可器具文化的问题。

我们在农村天天看到的农具，有没有文化？有人或许会笑话：我们的祖辈跟农具打交道，大字不识一个，怎么和文化扯得上边？承认农耕文化，就要承认农具是有文化的，是农耕文化的载体和元素。至于具体到哪一件农具，承载或彰显着什么样的文化，那要依农具的来历与之相关的人物或农事活动而言。如左宗棠在柳庄时用过的农具，便具有特定的文化含义。

任何器具，只要留有人类劳动（体力或脑力）的痕迹，便沉淀了文化。

铜官满街都是陶器，满街都是文化!

铜官陶器自古至今已发展成7000多个品种，粗略统计归类有日用陶瓷、建筑陶瓷、工业陶瓷、艺术陶瓷、炻瓷5个大类。

这些陶瓷书写了怎样的文化呢？

国内著名陶瓷专家周世荣曾评说：长沙窑瓷器不以胎质取胜，不以追求如霜似雪的釉质取胜，而是以色彩灿烂、繁花似锦的釉下彩绘装饰取胜。

如果说专家之言太专业，让我们再看看外国人的评论。

著名的“黑石号”浮出水面后，2017年3月7日，美国纽约举办了一次题为《海洋的秘密：唐代沉船与亚洲早期贸易》的展览。展会评价：“用长沙铜官窑所产的瓷器，向美国人讲述航海大发现之前数百年就已存在的‘全球化’故事”。

如果说外国人靠不住，让我们再听听自己人怎么说。2017年12月9日，在“黑石号”文物专家鉴定会上，故宫博物院器物部主任、研究员吕成龙说：“如此大批量、多窑口的瓷器文物证明了晚唐时期中国瓷器外销的盛况。”吕成龙还举起手中的一件陶器说：“我手里拿的这件文物，名叫青釉褐斑模印贴花壶，上面的花纹是西亚地区的椰枣树叶，不是国内的树种，反映了当时铜官窑瓷器外销这一典型特点。”

为什么花纹是西亚的而不是国内的？深刻证明通过器具交流背后揭示的文化交流！当然，器具交流本身也隐含或直接呈现着文化的交流。

今天，当我们走进铜官古街，哪怕随手拿起一件陶器，它的母本来历、制作过程、设计理念、质地构造、色彩搭配、图案寓意等，这一切有着怎样的背景、沿袭与传承？抑或新的时代创意与表象？几乎每件作品都是一份文化试卷。

陆古迹文化

铜官的古迹很多，有古窑、古街、古作坊，古桥、古井、古矿洞，古碑、古墓、古寺庙，古宅、古树、古巷口，而最出名的，当然是古窑。至今尚能找到方位、找到遗址的古窑址星罗棋布，遍及全镇。自唐至民国时期，古龙窑就多达数十座。

我们通常所说的“长沙铜官窑”，有时也简称长沙窑或铜官窑，是所有古窑址群中出类拔萃的代表，位于古镇铜官的南端石渚湖畔的谭家铺坡，距今1600余年历史。窑址附近挖掘大量陶器产品和碎片，1959年经北京故宫博物院著名考古专家冯先铭、李辉炳先生实地考察，确认该窑是世界陶瓷釉下多彩的发源地，集中体现陶瓷文化的古窑址。发现和挖掘这个古窑址的真正意义在哪里呢？在此之前，史学和陶瓷界普遍认为，唐代越窑青瓷与邢窑白瓷是唐代陶瓷文化的代表。铜官窑遗址被确认为世界釉下彩瓷的发源地之后，打破了邢越二窑双足鼎立的格局，认为铜官窑是“汉文化向外扩张的里程碑”，被称为在世界陶瓷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划时代”，其文化含义和分量，在历史上不多！

不得不提的是，据《长沙窑综述卷》记载：“1978年1月和11月，在铜官镇区沙湾寺外兴窑发现了唐代瓷片和刻画‘陈’字的匣钵以及唐代早期贴花、印花碗类陶瓷碎片。”专家经多方考证推断，外兴窑应是长沙铜官窑的“同门兄弟”。

更为神奇的是：较之铜官窑遗址，这座“同门兄弟”至今依然保持旧貌，不仅穿着完整的“龙袍”，而且是整个铜官古窑群唯一一座窑火未断的古龙窑！1000多年来，据有关史料记载：明神宗时期、清光绪十二年、民国十七年和1986年，外兴窑进行过几次大修整。2005年6月，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现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入窑考察之后称，该窑属国家级重点文物毫不过分。

柒技艺文化

对于技艺算不算文化，看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的人，自然会明白。

一团泥土通过手工捏造、高温煅烧，梦幻般变成了坚硬的陶瓷，挺神奇的。从采掘、制泥、配比、成型、设计、彩绘、上釉、煅烧，样样都是技术活。

仅成型一个工段，就有称为成型“三绝”的功夫，分别叫拉坯、捏坯、印坯。如今我们经常去铜官体验式操作的，叫拉坯，这是自唐代流传至今仍很有观赏性、新奇性、技术性的高难度操作技术。现在有电动转盘，简单多了。古时陶工用一个竹篾织的转盘装在一个有公母栓的木套上，再用搅车棍拨动转盘，转盘依惯性较持久地转动，利用转盘的离心力双手将泥坯拉握成型。拉成的坯件规整，厚薄均匀，大小等同，高矮一致。这种技术一般儿时即学，成年方可炉火纯青，称之为“奶操子”，大约相当于武术上的“童子功”。至于捏坯、印坯，那可都是一等一的高技术活。

再比如煅烧，那时没有仪器仪表，烧到何时为妥？全凭经验。陶瓷上叫“炉中取宝”，不仅是门技艺，还是一门学问。

前面说到的釉下多彩，说到底也是一门技艺：将彩绘置于釉下，使彩绘永不褪色的创新工艺。我国已故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在《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收获》一书中感慨：“长沙铜官窑是我国釉下多彩的创始地，对宋以后陶瓷有极大影响……为天下第一，毫不过分。”也就是说，宋代五大名窑的相关技术，从铜官学的。

有时我想，为什么把这些技艺列入文化的范畴、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虽然只是一个过程，它过去了就过去了，不在那个时间段，你便见不到其声、其形、其色、其味，但它的声形色味之类均已深深地印刻在有形的物体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物体（比如文物）倒成了载体，隐藏其后、留存其内、依附其上的技艺才是文化。

捌诗词文化

说到与铜官有关的诗词，最有名的莫过于杜甫的那首《铜官渚守风》：“不夜楚帆落，壁风湘渚间。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烧山。早泊云物晦，逆行波浪悭。飞来双白鹤，过去杳难攀。”

杜甫于唐大历四年春，从岳阳乘舟赴长沙，至铜官时见漫山窑火，写下此诗。次年腊月，身患重病的杜甫乘舟从长沙沿江顺流北归，此次再过铜官时已不见去年“春火”，诗人触景生情感怀世事无常，顿觉与铜官此别无期，诗情大发，伏在舟中枕上完成了他生命的最后乐章。那是一首长达72句的《风疾，舟中伏枕抒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杜甫一生，诗作无数，但这样的长诗不多。而且，把如此感天动地的千古绝唱留在铜官，这是铜官的时运，也是历史的巧合。

900余年之后，明朝王夫之以铜官为题写过一诗一词，看看那首词《蝶恋花·铜官戍大词》中的结尾：“旧是杜陵漂泊处，登山临水伤心句。”如果不是杜陵(杜甫)之前的诗，或许铜官远不至于聊发王夫之的“登山临水”之感。

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点，前人为此赋诗之后，有了影响力，便会产生牵动效应，名人名诗名词名联名句很可能接踵而至，唐、宋、明、清，不断有诗人为铜官而题。

这是铜官诗词文化的一大类，如果把这归于“高大上”，那还有一大类，便是接地气的“本地产”。现在几乎家喻户晓的是那首《君生我未生》：“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这一类诗简短、直白，简洁、明快，简单、粗犷。也许有人对这一类诗不屑一顾，以为不过乡下“书生”所为，甚至识字的陶工一时情起而作。然而，作为文化，我们伟大民族的哪一类文化不是起源于劳动和劳动人民！宋词算民族文化瑰宝吧？当初不过是无聊文人为歌女而作的唱辞。我敢断言，挖掘、整理和研究铜官这一类“本地产”诗词，对于研究陶瓷文化、研究铜官本土文化，研究唐代民间文化、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都将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和意义，至少不会低于前一类。

当然，当地有关部门已经在收集与研究，《君生我未生》就早已搬上了世界舞台，其震撼和冲击超过许多人的想象。

此外，铜官楹联、民间歌谣等也是鳞次栉比，美不胜收，魅力无限。

玖书法文化

铜官窑出土的大量陶瓷中，有一批被称为褐彩诗文壶的陶器，其上的诗词都是民间书法作品。如果严格地从艺术上说，这些作品或许还称不上书法。但仔细读来，或行或草之间，字体笔构完整，运笔洒脱流畅，布局顺势自在，字里行间折射和透视着生活的情趣与作者的心境。

书法能反映生活，那就是文化。

在铜官湘江上游不到5公里的地方，有个书堂山。被称为楷圣的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就出生在这里。尽管书堂山的书法和铜官的陶瓷同在唐朝鼎盛，尽管唐代的铜官陶瓷上也有书法，但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当时两者之间并未直接牵手，书堂山的欧体并未跑到铜官的陶器上去，即使相距如此之近。然而，“有情人终成眷属”，时代总会有所作为。前几年，书堂山并入铜官街道，自此，再读铜官文化，便增添了顶礼膜拜的“天尊”。接着，书堂山进驻了一批当代当地的书法家，有的就专事陶坯上挥毫泼墨。

陶瓷与书法，两种文化在铜官深度融合。

拾民间传说文化

铜官的民间传说是一部厚厚的书。

美女晒羞、龙女井、义渡亭、半边山与射三村、关云长养马圈、朱元璋屯兵泗洲寺、江神造访、沙滩拾宝、河蚌怀珠、女儿红釉等，在铜官民间广为流传。而且这些传说听起来不像是毫无依据，要么有地名，要么有实物，要么有形态，要么与陶瓷或诗词或历史人物有关，传神传奇，活灵活现。听当地人讲传说，如听书一般享受。

如果把这些民间文学系统地整理出来，将是铜官的又一大奇观。

拾壹红色文化

铜官曾是中国革命的红色摇篮。仅1930—1938年，就有中共湖南省委、湘江特委、中共湖南省工委等10多家中共机构，相继在铜官设立地下组织。

铜官陶瓷产业发达，清朝至民国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庞大。湖南工人运动领袖、革命烈士郭亮就出生在这里。1923年1月，在郭亮的陪同下，毛泽东来铜官召开工人座谈会，就住在铜官袁嘉湖刘家老屋，历时3天。1937年7月，毛泽东还在延安窑洞接见了铜官地下党代表，指示要在中共湘江特委的领导下，不断壮大铜官党组织。

1945年7月24日，由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委的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即原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到达铜官。入夜，部队登舟经洪家洲过湘江，另一路纵队在铜官南面的半边山横渡湘江，遭敌军狙击。经半小时激战，强渡成功，占领渡口，扫清两岸敌军，完成渡江任务。在铜官留下了深深的红色足迹。

有革命领袖的足迹，有革命先烈的鲜血，有革命组织的驻守，有革命军队的枪林弹雨，有工人运动的腥风血雨，铜官，红色文化浓烈而厚重！

当然，在铜官，还可以搜寻和罗列一些文化类别和元素，诸如绘画、剪纸、雕刻、戏剧和各种民间演艺等，但这些都不完全是铜官的独有，还是不列入特质的好。不过，这倒进一步证明了铜官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无与伦比。

何况，现在的铜官，陶业萧条时曾经外出谋业的各类大师、传人几乎全部回乡，一大批身怀绝技、各有所长的外地技师、专家学者、商人艺人纷纷涌进铜官，他们传承更发扬着铜官文化，引进、嫁接、汇聚、融合着各种中外文化。铜官文化的蓬勃与繁荣，日新月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