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4月23日报道（文/徐剑梅）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英文里，“导师”（mentor）一词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教养希腊英雄俄底修斯之子成人的长者名字，韦氏辞典释义为：“指导后生的受信任的前辈”。

师，教书育人；生，尊师重道，师生，特别是导师和研究生，是一种互信、传承、教学相长的关系，这似乎根本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

但现实生活中，却不乏师生关系扭曲蒙垢的现象。美国高校师生关系就存在不少灰色地带和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体而言，讲求公私分明、人格平等。这种师生关系不仅约定俗成，而且受到制度保障。

在美国科研领域，如果说导师是带头人，博士生、博士后就是主力军。健康的师生关系，是健康学术生态的土壤，对实现可持续、有活力的学术创新至关重要。

当教授 不使唤学生干私事

迄今已培养出26名教授弟子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杨阳教授是太阳能电池行业闻名遐迩的“学术大牛”。他告诉参考消息网记者，在他看来，当教授，最重要的不是做科研，“是想教书，喜欢带学生，喜欢教学生，心里有学生”。

但是，心里有学生，指的是学生利益和前途；教授对学生好，是在教学和研究领域。杨阳教授说，美国师生关系比较公私分明，是一种职业关系（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老师应尽量避免干涉学生个人生活。

“学生是学生，不是劳力”，这在师生关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美国科研领域有句话：“老师给你工作，你替他工作。”但这是指有合同规定有报酬的工作。杨阳教授说，如果与学术研究项目无关的话，学生不应给导师打杂或者在导师的私人公司干活，导师也不应该扣住学生的成果不予发表。“老师不能用个人意愿影响学生的个人前途，这是不道德的。”

学术成果署名，对学生也要公正、公平。在科研领域，按照国际惯例，指导学生论文的教授通常把名字署在最后，名后带个*号并留下通讯方式，也即“通讯作者”。学生则根据各自贡献排名，“（师生）事先会讨论好”。杨阳教授说，当然，能够这样做，得益于美国对教授有一套相对健全成熟的科研评价体系，这是导师能够给予学生足够认可的重要保障，值得国内借鉴。

有健康的师生关系，才能有健康的实验室文化。杨阳教授说，他的多数学生想当教授，也有学生计划毕业后依靠实验室的技术开公司，他会根据学生的情况和愿望帮助确定研发方向。他的实验室讲究团队工作，鼓励学生接受挑战、自我挑战；学生们互相讨论、鼓励，而不是看见问题绕开走。作为教授，还要容许学生犯错后多次尝试，从中发现问题、定义问题、解决问题。“建立这样的实验室文化，看着它生根发芽，就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成就”。

另一方面，杨阳教授说，搞科研是件辛苦事，不可能像上班族“朝九晚五”那么规律。实验一旦开始做，就可能十几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停不下来。而且，教授需要在学术上严格要求和训练学生，既鼓励学生拥有国际视野和未来愿景，也给予他们适当的压力和挑战目标。没有挑战就没有成果，学生也应付不了今后的工作。杨阳教授忠告说，如果对科研不是真心热爱，不能乐在其中，就需要慎重考虑是否读博或者做博士后。

搞科研 师生有合同雇用关系

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马啸说，美国科研领域的导师和研究生关系，不是纯粹的教学关系或师徒关系，往往同时也存在一种雇用关系。尤其是理工科博士生，很少纯自费，大都担任助教（TA， teaching assistant）或研究助理（RA，research assistant）。助教主要帮助为本科生开设课程的导师辅导学生和批改作业等，一般由学院或者学校支付工资，由学生和学校签订合同；研究助理主要参与导师主持的研究项目，多从事实验室工作，工资通常使用导师的项目经费支付。

杨阳教授说，他申请的项目经费，７０％至８０％都用于招收和聘用博士生和博士后。“做科研，当然是要靠博士生和博士后来做，研究经费最主要的就是付给他们工资，百分之七八十是一个很自然的比例”。

据了解，在美国高校，不管哪种合同，形式和内容都比较规范，师生各自权利和义务相对明确，学生的工作性质、工作范围和工作报酬规定清楚。通常情况下，博士生入校报到后，就会签署这样的合同。很多高校对师生双方都进行关于师生关系的培训，有些高校还成立师生互助团体提供帮助。

当然，不同学科情况不尽相同。休斯敦大学明湖分校会计学教授杜晖说，她所在的会计系属于商学院。教授没有单独的研究经费，助教由学校统一出面签合同聘用并发放工资，工作内容主要是帮助她批阅学生作业和搜集研究数据。由于学生从学校领取薪水，雇主是学校而非教授，因此导师会去“竞争”学生，对有潜力的学生态度特别友好。而学生不仅重视选择导师，还拥有自己的“杠杆”——如果对导师不满意，可以换导师。

至于学术成果署名，杜晖教授介绍说，在会计学领域，绝大多数情况下合作论文是按作者姓氏首字母顺序排名，但博士论文一定是博士生单独署名，导师即便署名也最多署在最后。不过，学生其他论文是否加导师名字，要看具体学科，看具体导师和学生自己的考虑。有时候，文章署上导师名字，发表会容易一些，但导师也会爱惜羽毛，会考虑学生文章质量和自己付出的实际劳动量。

尽管不同学科有自己的一些“规矩”，但有一点仍是共同的：教授不会使唤给他（她）当助教的学生或其他学生干私事。

“教授使唤学生收快递，干家务，做私活，这些是完全不对的，我想都没有想过，也从来没听说有教授这么做，”杜晖教授说。她说，美国师生双方都把公事和私事分得很开。教授偶尔请学生帮忙没什么关系，但如果次数多了，学生向学校投诉的话，教授可能会被开除。她在新泽西州一所大学读博的时候，系里有教授自己开设了会计师事务所，偶尔会因脱不开身，期末考试时找学生代他监考，但一定会事先说明情况、征求同意并给付报酬，通常监考两小时付费约五十美元。即便如此，这种事情也很少发生。

当学生 不一味唯唯诺诺

美国和中国一样，是个一概而论就容易出偏差的大国；何况师生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美数千所大学，不同领域、不同院系、来自不同背景和文化的师生，情况不可能都相同。记者采访见闻中，有的美国教授甚至自掏腰包给学生发工资，但也存在助理教授为早日晋升终身教授而急于发文章的情况。美国博士生毕业后，往往要靠导师推荐信找工作（大学和很多公司会给导师打电话核实），平时和导师交流多的学生，自然顺利很多。

马啸介绍说，在美国，导师要帮助学生选课、指导和审看论文，组织答辩委员会、决定学生毕业时间、为学生找工作写推荐信等，因此导师对学生的权力很大，师生关系同样存在一些灰色地带，如有极少数教授可能要求学生每周在实验室工作７０－８０个小时（合同通常是每周４０个小时）；不同意学生假期回国；也存在导师一直拖延学生毕业或者给学生写的推荐信不理想，对学生找工作会造成困难的情况等等。

不过，马啸说，就他见闻所及，美国学生受导师欺负的情况虽偶尔存在，但限于学术领域，鲜有涉及个人私生活。并且美国老师和学生相处时，态度比较平等，导师一般不会认为自己是上级而高人一等，也没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种观念。通常，导师会认真听取学生的意见和想法，注意给学生比较多的自由度，指导学生时不会以毫无商量余地的口气发号施令。他指出，制度和规章不可能包办一切。师生关系一方面需要有相应制度和规章来明确“应当做什么”和“什么不能做”；另一方面也需要教师自律和学生懂得应对。导师可以在学术上严格要求，但不能过分干预学生个人生活或过度压榨学生价值，学生则要学会多与导师交流，懂得如何合理合法地维护自己权益。

马啸建议说，不论在哪里，学生在选择导师时都应慎重，事先尽可能多了解导师的作风。美国有一些评估教授的网站，如ratemyprofessors.com（教学）等，不妨作为参考。也可以通过咨询目标导师手下的学生或者已经毕业的学生，寻求他们的意见。进入深造阶段后，作为学生，首先尽量完成导师交给的任务，其次需要多与老师沟通，“沟通”往往是不少中国留学生的弱项，但这一技能“必需学会”。同时，他也建议，留学生不仅仅要学习专业知识，也要提高语言，社交与自我展示的能力，多多了解美国社会，历史文化与运转机制等等，这些对未来工作与生活都会有很好的帮助。

不仅如此，对改善师生关系，学生也应该做出自己的努力。马啸深有体会地说，师生间的不对等关系，有些是可以改变的。例如作为学生，不应该对导师一味的唯唯诺诺。“你对自己平等，老师也会对你相对平等；如果你总是卑躬屈膝，也容易造成导师颐指气使。学生要知道怎么合理合法地维护自己权益，如遇到老师辱骂、殴打或性骚扰可以投诉甚至报警。”

防学阀 警惕“门派”学术山头

美国立国虽晚，研究生、博士生制度却早在１９世纪就借鉴英德模式发展起来。如果从１８２６年哈佛首设研究生课程算起，研究生制度已接近２００年；从１８６１年耶鲁授予美国历史上首批３名博士，博士生制度也约有160年历史。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７－１８学年，美国高校预期授予７９万个硕士学位、１８.３万个博士学位。

相形之下，中国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从1981年元旦起正式依法实行。1983年5月，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18名博士戴上博士帽毕业。此后20年间，中国硕博学位授予数量、获得授予硕博学位资格的高校和院系数量，均快速增加。至２００３年，全国招收博士生４.８７万人，在学博士生达到１３.６７万人，毕业的博士１.８８万人。当时有人说，中国的研究生教育２０多年就走完了美国１００多年的路。

客观上，中美学位授予制度本身既有接轨之处，又存在不同特点。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人文学院教授刘敬辉认为，国内很多高校在教授如何带学生方面有自己的传承，风气较正；但也不乏高校或系院历史上第一次开设硕士点或博士点，导师对应该如何带学生既没有经验也缺乏了解。特别是如果带首批博士生的教授不按国际学术界的“规矩”对待学生，就会开一个坏头，“坏榜样”带来坏风气。

刘敬辉教授说，国内高校某些教授搞“学阀”作风，动不动发飙。有的教授甚至在公共场所指着鼻子辱骂学生，学生噤若寒蝉。这种撒泼的市井文化与高校文化格格不入，但是确实存在。不仅如此，这样的导师往往自己学术水平并不高，为了掩饰而用“这种问题还来问我”这样的话搪塞学生。他们也常会为了利益对同院系其他教授发飙，令同事深恶痛绝但又无可奈何，只能退避三舍，师生关系乏人调解。

刘敬辉教授还说，美国高校约定俗成，学生毕业后要到外校工作，只有极少数能留校，不存在所谓“徒子徒孙”。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同一领域的“同行评议”考评体系较为成熟公正，因此学术上的近亲繁殖成不了气候。相形之下，部分中国高校存在“近亲繁殖”现象—— 导师设法让自己的学生留校，甚至把学生扶上领导岗位，渐渐形成“门派”和“门户”的学术山头，造就“派系”和学阀作风肆意妄为的土壤。

如果高校对师生关系缺乏有效管理、约束和规范，甚至可能以不作为的方式纵容和姑息教授欺凌学生，那么，如何保障学生的利益不被侵害？ 刘敬辉教授介绍说，加州州立大学为学生提供了双导师制度，即“学术导师” （academic adviser）和“职业导师”（career mentor）。如果学生不知如何选择深造方向，可以向“职业导师”请教，后者会向学生说明他（她）所需要的学业准备。

这样的双导师制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多了一个调解师生关系的正规渠道，如果导师不善待学生，学生可以向“职业导师”求助，校方能够了解情况和进行调解，而不是只听某个导师的一面之词。“职业导师”工资由高校专门拨款，往往跨系设置，和“学术导师”没有直接利益冲突，地位比较超脱，通常每周都有“office hours”与预约的学生见面。

总之，高校需要对师生关系进行有效管理、约束和规范，否则就可能以不作为的方式纵容和姑息教授欺凌学生。

论师徒 人格平等是基础

刘敬辉教授说，正常的师生关系里，导师雇用学生做事，一定有制度和合同保障，工作时间、责任、报酬，都有法可依。不仅如此，在美国，博士生和导师可以双向选择，学生如果实在不满，能够更换导师。虽说无论在哪里，学生换导师都不容易，需要谨慎决断，但毕竟有制度可循，并且换导师情况各校皆有，并不鲜见。在中国，总的说来，学生主动更换导师要困难得多。

此外，刘敬辉教授介绍说，很多美国高校通过学分制度保障教授对学生的指导。即以课程学分计算学生应交纳学费，而教授带学生的报酬按学分计算。所以教授一般不会带太多学生，系主任也会对导师招收学生的数量把关。但中国有些高校，对导师一学年带多少学生没有明确规定，而导师收入与所带学生数量直接挂钩，造成一些教师带学生数量远超其精力能力，学生往往一个学期见不到导师几次，得不到有效指导。

从学生的角度，刘敬辉教授建议说，首先一定要学会选择自己的导师。他申请读博时，曾六百美元飞到一所高校和教授见面，仅谈了２０分钟，但对他作决定起了重要作用。他最后选择的是另一所美国大学的教授，“教授人很和蔼，告别时指点我新修的道路，节省了我很多时间，天黑前就返回了我的学校”。“我选择的导师不仅学术上进行指导，而且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他迄今和导师保持联络。

其次，学生应当主动约见导师，提出问题和征求导师意见，充分利用好美国高校教授每周为指导学生留出的“办公室时间”（office hours）。不过，学生在和老师见面前，应当先做好准备，把需要读的文献读完，把老师发的资料看懂，把作业文章先行发给老师阅看。这样，即便导师每周只给学生１０分钟或半小时，学生也能得到有效指导。

刘敬辉教授说，美国高校宽进严出，博士生达不到水准很难毕业。因此，博士生入校后，就应主动去旁听高年级博士答辩会，尽快熟悉博士论文写作。平时还要设法多参加学术活动，从研讨会听众做起，掌握所研究领域的最新学术动态，提高自己的研究和独立思考能力。总之，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不能光指望制度和师德。教师固然对学生要有同理心，注意从学生角度换位思考；学生自己也一要用功，二要主动求教。自己不读书不用功的学生，导师再爱护也调教不出来。

杜晖教授总结说，在她看来，美国教授和学生存在三重关系。第一重，人格平等关系。师生双方都拥有独立平等的人格，相互尊重，这是师生关系的基础。第二重：公事公办关系，教师不能使唤学生打杂干私事，干扰学生个人生活。第三重关系才是师徒关系，导师不仅教导学生知识和方法，而且指导学生熟悉行业情况和规矩。

“这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师徒关系。老师把学生领进门，学生什么都不需要付出。”杜晖教授说，“如果说需要付出，那就是当了老师以后，也这样带学生。”

“教授和学生的关系是健康的，学术圈才能是健康的。”杜晖教授说，“教师发现学生的潜质，就应不求任何回报地培养、帮助和提携，教授就是不能有私心。”

“当你把一个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鼓励他，他会做出一些令人没有办法想象到的成就。这是我们当老师最欣慰的地方——我们是伯乐，看到了千里马，把千里马调教了出来。”杨阳教授说。

“我当了这么多年老师后，深深感觉到，学生就是我们最大的资本。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学生的利益放在我们的利益之前，把学生的前途放在我们的前途之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心全意地把学生教出来。”杨阳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