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自秦汉起，各级官员就由国家任命了，无论是各地贤能被征或荐到中央任职，抑或原在京畿者被外放异地，官舍成为了一种必需。因此，由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的制度，这个时期就已经形成了。

　　《汉书》卷三十九“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中的“相舍”和“吏舍”，就是相国住宅和吏员宿舍的同义语，是由国家或政府提供的。汉高祖刘邦向全国发布《同安辑令》称：“凡为列侯食邑者，都给印绶佩带，赐给宏敞的住宅；俸禄达到二千石级别的将吏，就可迁居长安，赐给次一等的住宅。”这当然是对开国功臣的一种优待，但也说明这个时期赐给官舍已是常态。

　　开始时的官舍只允许官员住，不准携带家眷，不然，《孔雀东南飞》中的“庐江府小吏”焦仲卿也不会让妻子刘氏独留家中，酿成婆媳不和夫妻离散的悲剧。当然，什么事情都有例外。《汉书》记载，侍中董贤为邀汉哀帝宠信，休假日也不肯回家与老婆团聚，于是汉哀帝就特许董贤的妻子搬进董贤在宫中的住所，与丈夫团聚。“若吏妻子居官寺舍”，从此可知，最迟至西汉，官吏就可以带家小居住官舍了。

　　僧多粥少，官多房少，朝廷提供的官舍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官吏需要，很多官吏到任后不得不租房住。他们租住的当然不是什么五星级宾馆，由于财政吃紧，租住的房子有时还非常简陋。唐玄宗时宋璟、卢从愿等人去看望生病的副宰相卢怀慎时，但见“器用屋宇，皆极简陋”，堂堂副相竟“卧于弊箦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

　　朝廷提供的官舍只能居住不能占有，一旦调离岗位，就要将房子及其家具全部交出，不然就是违法违纪。卢照邻在《病梨树赋并序》中说：“癸酉之岁，余卧病于长安光德坊之官舍。”紧接着又说，听坊内的老居民说，以前鄱阳公主在这里住过，名医孙思邈也在这里住过。当时的官吏，不论多么有权，不论多么有名，国家的官舍，任何人不能私自占有；一旦调离或退休，必须交出，绝不含糊。

　　不仅如此，官舍内的家具，也不能随便带走。据《萍州可谈》记载，王安石从出判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时，夫人吴氏把官舍里的一张躺习惯了的藤床带回了家。未几，“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爷汇报。王安石知道吴夫人“好洁成癖”，自己邋遢与她“每不相合”，于是“跣足登床，偃卧良久。吴（夫人）望见，即命送还”。官员搬出公房时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用品，就是宰相，也不例外。

　　《典故纪闻》卷四中记载，洪武时，黄州府有个同知（知府副职）安贞，因“擅造公宇器用”，被部下吏员向按察司检举，按察司又向中央汇报。朱元璋得知后，为安贞开脱，说：“房宇器用都是公家的，安贞若另迁他官，一样也带不走。”

　　官吏住所内的一应家具杂物亦由机关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海瑞集·兴革条例》载，知县的家具杂用有63种200余件，县丞、主簿等有60种，典史仅19种。因为后勤制度不完善，也缺少必要的资金，官员的住房和办公、生活设施，要隔很多年才能大修和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