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43年，也即唐天宝四年，35岁的颜真卿在洛阳向张旭请教笔法，并写下流传至今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

29年后的唐大历七年，还是在洛阳，颜真卿接待了前来拜访的年轻僧人怀素，那年怀素恰好也是35岁，颜真卿为他撰写了《怀素上人草书歌序》。

张旭和怀素，是中国书法史上两位耀眼的草书大家，史称“颠张醉素”。吊诡的是，无论是张旭还是怀素，都是生前就广为世人所知的书法家，而颜真卿生前的书名却不大。尽管后来妇孺皆知“颜体”，但在他生前及身后好长一个时期内，其为人所知，不是因为书法，而是在安史之乱中对叛军的英勇抗击，以及立朝忠亢；在颜真卿77岁时被谋反称帝的李希烈所害后，他成为忠臣的同义词。

现在经常被人们作为楷书入门的敲门砖《多宝塔碑》，是颜真卿44岁时书写的；被后人称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是他50岁时书写的；被誉为“天下第一楷书”的《麻姑仙坛碑》，是他63岁时书写的。宋代书法家米芾说过，颜真卿经常将自己的书法作品叫家僮刻成碑，这说明，颜真卿对自己的书法水平无疑是自负的，是想传之后世的。

那么，有什么证据说颜真卿生前的书法知名度并不大呢？

比较一下新、旧《唐书》对唐朝书法家的记载和评价，以及唐朝书法评论家，几乎无视颜真卿的存在。

初唐书法家以虞世南、欧阳询和褚遂良最为知名。新、旧《唐书》对这三人的书法成就着墨很多。如果说上述三人不仅是书法家，更是高官，因而史书要详细记录他们的书法成就的话，那么，草书大家张旭并没有显赫的仕宦经历。《新唐书》说，张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后才写字，甚至用头发濡墨而书，酒醒以后，看到自己的草书，以为是神品，清醒时绝对写不出来。张旭的生平资料很少，就是这几句话，定格并定位了张旭的癫狂形象和草书成就。

柳公权整整比颜真卿小了69岁，无论是《旧唐书》还是《新唐书》，对柳公权着墨最多的就是他的书法成就。柳公权生前的书名之大，是十分罕见的：公卿大臣死后立碑，如果碑文不是请柳公权书写的，人家会认为子孙不孝；前来向唐皇帝进贡的外国人，专门要带上一笔资金购买柳公权的书法作品。唐穆宗请柳公权在殿中题壁，称赞柳公权的书法说，钟繇、王羲之复生，也不会比柳公权强！

然而，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尽管颜真卿出身很高，26岁时就进士及第，历任多地刺史，当过礼部尚书，官职显赫，但是新、旧《唐书》对颜真卿的书法评价，用词却吝啬到了极点。《旧唐书》只用了三个字：尤工书。《新唐书》说颜真卿“善正草书，笔力遒婉，世宝传之”，也用了仅仅十二个字。《旧唐书》是五代人撰写的，说明直到五代，颜真卿的书名是远不及柳公权的；《新唐书》是宋人撰写的，欧阳修和宋祁是领衔修撰者，而欧阳修是十分推崇颜真卿的书法成就的，为什么《新唐书》评价颜真卿的书法成就还是这么简略呢？有一种可能：直到彼时，颜真卿的书名还不大，因而作为史臣的欧阳修不方便用过多笔墨称赞颜真卿。

窦臮是唐朝天宝年间人，他的《述书赋》遍评上古以来的书法家和作品，并评价了当代书法家。他称赞了与颜真卿同时代的书法家徐浩、韩择木、蔡有邻，唯独没有提到颜真卿！

当然，也不是唐朝所有人都没有认识到颜真卿的价值。晚唐草书家释亚栖有《论书》一篇，将颜真卿和智永、虞世南、李邕、褚遂良相提并论。可惜的是亚栖的看法没有引起重视，五代修史者对颜真卿仍吝于赞美之词就是证据。南唐后主李煜甚至奚落颜真卿的书法说，颜楷像“扠手并脚田舍汉”，完全是乡下粗鲁人的形象。

直到北宋，颜真卿才被真正发现。

最初力挺颜真卿的正是欧阳修。欧阳修将颜真卿的人品和书品放在一起评价，说，他的书法就像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欧阳修的门生、排在书坛“宋四家”之首的苏轼就说：“诗至于杜子美（甫），文至于韩退之（愈），书至于颜鲁公（真卿），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同样是书坛“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认为，颜真卿继承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传统时，特别超轶绝尘。

能够被“宋四家”中的米芾看上的书法家是极少的，他对属于老师辈的苏轼的书法也不大以为然，说苏轼是“描字”，又说黄庭坚是“画字”。不过米芾对颜真卿还是比较客气的，虽然说颜真卿的楷书“入俗品”，但“行书可教”，并称赞颜真卿的《争坐位帖》是“杰思”。

与苏轼等人同时代的书法评论家朱长文在《续书断》中评价唐宋时期的书家，最高等级的“神品”只有三个人：颜真卿、张旭、李阳冰。并特别强调说，自王羲之、王献之以来，“未有如公者也”。

从此以后，颜真卿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被确定了，后世的书法评论家多数对颜真卿推崇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