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工匠精神”？就是对自己的工作和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是一种情怀、一种执着、一份坚守、一份责任。在我们身边，匠人无处不在，他们是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中，“倔强”而“执着”的那一部分人，他们的存在，让这个世界除了利益的追逐之外，多了一份单纯的诉求。喧嚣尘世，你能否，守一种精神，做一个“匠人”？

  历史

  “工匠精神”是时代的需要，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元明清时期营建北京城时就曾出现过不少“大工匠”，因技艺卓越、业绩突出而受到各种嘉奖：或晋职或封赏或赐匾……

  元代兴建大都城

  石匠杨琼被封为“弘农君伯侯”

  元太祖十年（1215年）五月，成吉思汗率军攻克金中都（今北京市区西南部），十二年（1217年）太师、国王木华黎改“中都”为“燕京”。中统五年（1264年）八月世祖忽必烈下诏改“燕京”复为“中都”。至元四年（1267年）在金中都旧址东北侧修建新的都城。至元九年（1272年）将所建的都城改名为“大都”，史称“元大都”。大都城的兴建历时二十余年，包括宫城、宫殿、皇城、都城、王府等工程的建造，先后从全国招募了大量的工匠，石匠杨琼是其中之一。

  据《曲阳历史名人录》记载：杨琼系今河北省曲阳县西羊平村人，出身于石工世家，其石雕技艺“每自出新意，天巧层出，人莫能及焉”。杨琼曾率领上千石匠参加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上都镇）和大都的营建，他所设计的石质构件在雕刻技法上多采用平雕、浮雕、镂雕等工艺，不管是神像、飞龙、舞凤、人物肖像，还是飞禽、走兽、山水等，结构严谨，造型优美，形象逼真。忽必烈看到他雕琢的石刻后大为赞许，封其为“弘农君伯侯”，官居三品。

  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修建皇城崇天门前的周桥时，杨琼被任命为石局总管。当时，很多人“绘以图进，多不可”，而杨琼的设计方案令忽必烈非常满意，“因命督之”。杨琼在雕造此桥时，运用了圆雕、涂雕、高浮雕等多种刀法，所建之桥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堪称元代石雕艺术的精品。《故宫遗录》称：“皆琢龙凤祥云，明莹如玉。周桥下有四白石龙，擎戴水中；甚壮”。据传明代皇城的建造者在修建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时，就是借鉴元代周桥的样式而建的。

  元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敕令在辽塔遗址上重建一座喇嘛庙。当时入仕元朝的尼泊尔匠师阿尼哥主持兴建，经过八年的设计和施工，到至元十六年（1279年）建成大圣寿万安寺（明代改称妙应寺，俗称白塔寺）。寺内佛塔通体洁白，高大挺拔，造型优美，以其巍峨精美成为大都城的标志性建筑。阿尼哥受到元太祖忽必烈的多次嘉奖：至元十年（1273年）他被授予“诸色人匠总管”；至元十五年（1278年）又被擢升为光禄大夫、大司徒，领“将作院”之事。“将作院”即掌管宫廷服用及各类器物制造的机构，主官秩正二品。大德十年（1306年）阿尼哥猝然逝世于大都，元成宗特地为他辍朝致哀，并赐予这位“洋工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凉国公”“上柱国”等尊号。

  明代修建紫禁城

  木匠蒯祥被赐名“蒯鲁班” 官至工部侍郎

  明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当了皇帝后，升“北平”为“北京”，又于永乐四年（1406年）下诏，于翌年营建宫城、坛庙。但因连年战乱，造成明王朝经济负担过重，无力马上动工兴建，永乐十五年（1417年）北京城才正式营建。

  在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工匠中，以苏州“香山帮”最为知名。《苏州香山帮建筑》记载：苏州香山位于太湖之滨，自古出建筑工匠，擅长复杂精细的中国传统建筑技术，人称“香山帮匠人”，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之说。“香山帮”中以木匠蒯祥的技术最为精湛，有“香山帮鼻祖”之称。

  蒯祥为江苏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人，自幼随父学艺，《明实录宪宗实录》称其“以木工起隶工部，精于工艺。自正统以来，凡百营造，（蒯）祥无不预。”蒯祥精通尺度计算，每项工程施工前都作了精确的计算，竣工之后，位置、距离、大小尺寸都与设计图分毫不差。紫禁城开始修建后，蒯祥担任“营缮所丞”（负责工程设计与施工）。紫禁城的布局，多出于他的巧妙设计。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承天门建筑完工后，蒯祥受到众口一词的赞扬，被誉为“蒯鲁班”。之后，蒯祥官升至工部左侍郎，授二品官。

  蒯祥还常常解决一些技术难题。据传，有一次一个木工锯皇极殿宫门门槛时，不小心将木料锯短了一尺。这根木料是缅甸进贡的珍贵巨木，这个工匠面临杀身之祸，吓得没了主意。蒯祥端详了一会儿说：“没有关系，可以补救。”他让闯了祸的木工将木料的另一头也锯短一尺，可那个木工哪敢下手？蒯祥便接过锯子锯了起来。锯完后，他按尺寸另外雕刻了两个口中含珠的龙头，用活动头装到锯短了的门槛上。再把门槛安装到门上，尺寸完全吻合，而且便于拆卸。这种装置，被称为“金刚腿”。到成化年间，蒯祥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但仍“执技供奉”，俸禄食从一品。

  营建北京城时，“香山帮”因功勋卓著，先后有多位匠人入仕。除蒯祥官至工部侍郎外，石匠陆祥、木匠蒯义、蒯刚、郭文英也晋升为工部左（右）侍郎。另有永乐朝松江（上海）人、石匠杨青官至工部左侍郎，而嘉靖朝江苏扬州人徐杲则“以木匠起家，官至大司空”，即工部尚书（相当于建设部长）。据《万历野获编》卷二《工匠见知》记载：“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紫禁城）奉天等三殿及奉天门遭灾，四十一年（1562年）重修竣工，皆匠官徐杲一人主持。”徐杲“四顾筹算，俄顷即出，而断材长短大小，不爽锱铢。”特别是修建毓德宫（今永寿宫）时，不到三个月新的宫殿便告成，嘉靖皇帝住在旁边一个宫殿里，却没有听到一点斧凿之声。徐杲被提升为工部尚书（正二品）。

  清代修建宫殿园囿

  “样式雷”被康熙任命为“钦工处掌案”

  清顺治元年（1644年）定都北京后，沿用了明朝的北京城，自康熙朝开始便大规模修建宫殿、园林、坛庙、陵寝等。内务府营造司设有样房（样式房），专职负责建筑设计事务（设计图纸和制作模型等），与算房（负责应用供料估算的部门）合作编制相关《工程做法》，和各承包商及工头联络并指导现场施工等，故有“样式房之差，五行八作之首”之说。从康熙年间至清末，样式房的“掌案”之职，一直由被世人尊称为“样式雷”的雷氏家族担任，而且其六代传人都曾受到朝廷的褒奖。

  “样式雷”祖籍江西永修，其鼻祖是雷发达。康熙年间，雷发达参与故宫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修建工作。据传，太和殿上梁之日，康熙皇帝率文武大臣亲临行礼，正当上梁之际，因卯眼不合，大梁悬起。工部长官相顾愕然，急忙找来雷发达，并授予冠服。雷发达袖斧猱升，急攀梁上，高扬钢斧，只听“笃、笃、笃”连响三声，木梁“轰隆”一声，稳稳地落了下来。上梁礼成，康熙皇帝当即召见雷发达，命其为工部营造所长班，为七品官阶，食七品俸，由此留下“上有鲁班，下有长班，紫徽照令，金殿封宫（官）”的民谣。

  继雷发达之后，包括雷金玉、雷家玺、雷家玮、雷家瑞、雷思起、雷廷昌等雷氏子孙六代，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主管样式房的建筑事务。而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烫样”技术，即建筑物的小样设计制作，也就是按一定比例先制作建筑物模型进呈内廷，以供审定。“烫样”审定后方可依此施工。

  在“样式雷”家族中，名气最大，最受朝廷赏识的是第二代的雷金玉。他因在修建畅春园时崭露头角，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赢得内务府“钦工处样式房掌案”之职，“赏七品官,食七品俸”。雍正六年（1728年），雷金玉70大寿，雍正皇帝命皇太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书写了“古稀”匾额作为寿礼，并赐油碌蟒袍一件。转年，雷金玉去世，清廷恩赏盘费一百余金，奉旨驰驿，归葬原籍。

  据《北京晚报》

  荐书

  诠释工匠精神的书

  《我在故宫修文物》萧寒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爆红网络，近亿次的点击量，无数网友热赞好评，故宫里这些身怀绝技的匠人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纪录片侧重文物修复的日常，这本书侧重于“修文物的人”不为人所知的，与文物摩挲交流的时间的故事。故宫修复的技艺与历史，古老的师承关系和情感，宫墙内外的诱惑与挣扎，内心的冲突与坚守，日复一日的庸常与伟大，尽在其中。

  《了不起的匠人》知了青年

  这套作品也是同名纪录片的结集，记录了20位匠人的生活，展现了20件不同的器物以及各地的风土人情。匠人们对自己手艺的热情与专注，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何尝不是一种慢下来的美。西藏的纺织匠人，守望纯粹的高原；曾是叛逆青年的唐卡匠人，只专注于眼前；轮岛漆器匠人，不惧枯燥和漫长；苏州团扇匠人，用固执己见回应世俗的偏见……

  这些匠人心无旁骛，将枯燥当乐趣，以重复当生活，一刀一刻，皆是匠心，一起一落，都是历练。

  《老爸的工厂》张胜利

  一部工厂题材的劳动文学作品。老爸是个老工人好工人，是个可以把平凡的事干成不平凡、把普通事儿干成不普通干到极致，有使命感的人。

  老爸的命运仿佛注定要和飞机联系在一起，爷爷家中清贫，老爸考进技校后进入工厂，在工厂中，工人们面对国家变化、历史的变迁，一直兢兢业业……

  《匠人精神》秋山利辉

  《匠人精神》为“秋山木工”代表秋山利辉关于如何培养具有日本特色的合格“匠人”的著作。书中秋山利辉通过列举“秋山木工”的“匠人须知三十条”，阐释了其心目中一流人才培养的核心：即对一个人品格的重视远高于对其技术的要求。

  同时，通过讲述自己从进入木工行业，努力自我培养，直到成长为一名行业领袖的人生历程，秋山利辉现身说法：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若想实现真正的自我，社会若想恢复凝聚力，重拾失落的“匠人精神”势在必行。

  《匠人匠心》邱杨、丘濂、艾江涛

  本书介绍了近20位中国传统手工艺人及其他们承载的手工技艺，在展现传统手工艺之美的同时，细腻、真挚地描绘了他们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态度，沉静而朴实的快乐与生活，传达出传统手工艺人的纯粹的精神之美。透过这本书，你不仅能邂逅工艺之美，更能遇见那隐藏的匠人之心。

  沉浸在手工艺的世界里，慢慢打磨自己的技艺，淬炼心性，用“美”回报时光与岁月，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种选择。

  《匠人》理查德·桑内特

  理查德·桑内特在《匠人》中跨越了时空，从古罗马的制砖工人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金匠，从巴黎的印刷社到伦敦的工厂，都是他笔下探讨的对象。

  历史在实践和理论、技艺和表达、匠人与艺术家、制造者与使用者之间划下了一道错误的界线；现代社会仍然没有摆脱这种历史遗存的折磨。但从前那些匠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匠艺也揭示了一些使用工具、安排工作和思考材料的方法，进而为我们如何利用技能来指导生活提供了各种可行的方案。

  华商晨报记者 那阳 整理

  书摘

  你知道中国工匠精神的起源吗？

  工匠精神在中国自古有之。今天我们从各类史料记载之中可以窥见古代工匠们一道道坚韧的剪影。

  早在4300年之前，便出现了有史可载的工匠精神的萌芽。相传舜“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记录了舜早年在河滨制陶时，追求精工细作，并以此带动周围人们制作陶器也杜绝粗制滥造的事迹。

  自舜帝时期开始，再到夏朝的“奚仲”，商朝的“傅说”，春秋战国的“庆”，工匠开始大量出现在史书之中，其演变历史也随着我国古代政治、文化、商业、科技等领域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由此形成了我国独特悠久的工匠文化和工匠精神。

  工匠一词最早指的就是手工业者，他们在古代被称为“百工”，是社会成员之一。

  成书于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周礼·考工记》是我国已知年代最久远的手工业技术文献。全书共7100余字，记述了春秋战国时期官营手工业中的木工、金工、皮革、染色、刮磨、陶瓷等六大类30个工种的内容，反映了当时我国所达到的科技及工艺水平。

  《考工记》把当时的社会成员划分为“王公、大夫、百工、农夫、妇功、商旅”六大类，对百工的职责做了明确界定：“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也就是说工匠的职责是需要充分了解自然物材的形状和性能，对原材料进行辨别挑选，加工成各种器具供人所用，工匠成为当时除巫职之外的一个重要的专业阶层。

  同时，《考工记》记载：“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这里将“创物”的“百工”称之为“圣人”，充分体现了早期的器具设计需要非凡的智慧。

  此外，历代中央政府机构不一定设有农部，但一定会设有工部，这些都反映我国古代对工匠的专业性、重要性和创造性的认知和重视。

  工匠的首要职责就是造物，技艺是造物的前提，也是工匠存在的第一要素。如何使技艺达到熟练精巧，古代工匠们有着超乎寻常的，甚至可以说是近乎偏执的追求，他们对自己的每一件作品都力求尽善尽美。如果工匠任凭质量不好的作品流传到市面上，往往会被认为是他职业生涯最大的耻辱。

  今天，我们开始在制造业中推进建立重要产品的追溯体系，其实我们的先辈早就采取了类似的管理制度。物勒工名，意思是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制作的器物上，是我国最早的对于工匠质量管理的规定，也可以视作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产品追溯办法。

  这种制度始于春秋时期，到秦朝时已经趋于完善，《礼记》中《月令篇》曾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

  到《吕氏春秋》之时，对这种产品追溯办法又有了更具体和明确的记载。

  物勒工名既是一种质量负责制的产品质量检测管理制度，更是对于工匠担当和荣誉的体现。

  在先秦诸子中，庄子赋予“技”更深层次的意义，把人性的意识渗透进其技术思想中，认为天道美的展现是技术的本质，人之技的最高境界是以技入道。

  在《庄子》中，树立起许多工匠的形象，“庖丁解牛”“运斤成风”妇孺皆知，在强调技艺精湛的同时，又从不同侧面把处世之道和人生哲学传达给读者，当工匠的技艺达到炉火纯青之时，是可以进入随心自由的境界的。

  古代工匠最典型的气质就是对自己的技艺要求严苛，并为此不厌其烦、不惜代价地做到极致，精益求精，锱铢必较，同时也对自己的手艺和作品怀有一种绝对的自尊和自信。

  工匠文化和工匠精神不仅是我国古代社会走向繁荣的重要支撑，也是一份厚重的历史沉淀。

  工匠的本质是精业与敬业，这种精神融入工匠们的血液之中，技艺为骨，匠心为魂，共同铸就了我国丰富的物质文化现象，推动了我国古代技术的创新发展，怎么能不令人心生钦佩与敬畏。

  （节选自《工匠精神——中国制造品质革命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