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虫季”，百万“蟋蟀收购大军”开始围绕蟋蟀流动，规模相当于一座中等城市。当“几万甚至十几万”蟋蟀爱好者在这个季节不约而同地涌到全国主要蟋蟀产区山东省宁阳县泗店镇时，仅以“蔚为壮观”四字显然无法形容这样的“盛景”。一旦“虫季”结束，无需号令，这些人转瞬间又立马销声匿迹，这便是《隐遁的社会：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斗蟋》一书的作者牟利成所指的“隐遁”现象。当然这部分人并不会消失，许多人辗转至另一“堂口”，在斗蟋中游戏人生。

　　尽管牟利成反复陈述斗蟋的娱乐性，但斗蟋与博彩紧密联系的事实无以撇清，这也表明斗蟋群体即便再庞大，也只能游走于社会的灰色地带。在长期躲避打击过程中，这个群体形成了严密的“熟人准入”机制，所以说“斗蟋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也因此，为了对这个群体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牟利成花8年时间，以“职业斗蟋者”身份“完全参与”其中，从而“揭示了相关群体的基本生存样态和内在行为的文化逻辑”。

　　如同斗鸡、斗牛等民间活动，斗蟋也并非简单地让蟋蟀在斗栅内殊死拼杀，更主要的是在斗栅外人与人的较量。这种较量贯穿于收购、贩卖、遴选、豢养、下雌、斗蟋、爆堂等全过程。虽然斗蟋行业从无明章显法，但历经岁月淘洗，又形成了粗略的规则和礼法，最终内化为斗蟋圈子的“封闭性和排斥性”。

　　不过，这种严苛仅仅表现在“准入”层面，一旦加入到这个圈子后便会发现鱼龙混杂，到处是浓浓的江湖气息。有人为牟取暴利，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研制”出外强中干的饲养型“白蟋”，而各种做了手脚的“药水虫”“纳米虫”“烤瓷牙”更令人防不胜防。斗蟋行业不可避免地楔入了更多的世俗机心，不少人埋坑做局秒杀“大款”和生客的现象司空见惯，圈内人对此熟视无睹，也心照不宣，有时还乐见其成。这充分表明，所谓的自然律并不能对这一灰色地带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

　　济南市蟋蟀协会副会长、《斗蟋小史》作者白峰先生曾对斗蟋历史有过深入研究。在他看来，斗蟋之所以发端于南宋，权因“蟋蟀逢敌必斗，遇敌死战的生物特性，这和先民尚武的精神是相通的”。说直白点，斗蟋活动的出现，适逢南宋被北元打压得喘不过气来，而斗蟋无意中充当了宋人的移情角色——战场上打不赢陶罐里来赢。

　　然而，这种移情并未真正培养出宋人的顽强坚韧，反倒为后人们聚赌赋予了新的寄托。虽然牟利成始终突出斗蟋“嬉戏”的文化内涵，坚决反对宰相误国之说，但不能不说的是，与常见游戏存在根本区别的是，斗蟋既不能强身，也不能益智。再者，古往今来，站在斗蟋链条顶端的呼风唤雨者非富即贵。也正是因为这一群体牢牢掌握着社会的话语权，所以斗蟋才会被镶上“雅玩”的美名。

　　事实上，正是出于对玩物丧志的警醒，也是对赌博风气的坚决反对，清代地方政府从康熙时期就开始禁赌蟋蟀。民国亦有禁令，只是碍于朝纲废弛，有良愿却始终未能达成良景。

　　牟利成认为，斗蟋者“较量的依凭不是简单对斗蟋技术的掌握，而是对内含于斗蟋传统文化的谙熟”。斗蟋离不开赌资，斗蟋过程中还常见熟人相互做托儿极尽心思坑人。如果排除斗蟋中的技术因素，剩下的与其归结于“传统文化”，不如说是人性嗜利贪婪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