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喜爱的诗，不是鼓吹世俗人情的东西，是放弃俗念，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的诗。”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在小说《旅宿》中作如是言。

国内出版60周年后再次与读者见面，丰子恺翻译版的《旅宿》无疑是经典，而对夏目簌石来说，则是一个人的诗意，书写的是一个画家的短暂旅程，小说没有多少情节，与其说夏目漱石在写故事，不如说他在写一个人的心路历程，充斥着太多太多的自言自语，一个城里人欲入山间寻“非人情”之旅。

何谓“非人情”？本书言，西方的诗，无论何等富有诗趣，都只在地面上奔驰，没有忘却金钱利欲的余暇。而东洋的诗则有解脱尘世的作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在这两句中，就出现浑忘浊世的光景。“可惜现今做诗的人和读诗的人，都醉心于西洋，因此很少有人悠然地泛着扁舟来探访这桃源仙境。我固然不是以诗人为职业的，并不打算在现今的世间宣扬王维和渊明的诗境。只是自己认为这种感兴比游艺会、比舞蹈会更为受用，比‘浮士德’、比‘哈姆雷特’更为可喜。我一个人背了画箱和三脚凳在这春天的山路上踽踽独行，完全是为此。我是希望直接从自然界吸收渊明和王维的诗趣，在非人情的天地中暂时逍遥一会儿。”

小说的主人公画家果真寻到了一处世外桃源，他夜宿乡间旅店时：“这晚上那些竹子在枕边婆娑摇曳，使人不能成寐。推开格子窗，但见庭中一片草地，映着夏夜的明月；举目四顾，要不是有垣墙简直就一直连着广大的草山。草山那面便是大海，奔腾的巨浪正在汹涌地打过来威吓人世。我终于通夜不曾合暇，耐性地躺在阴阳怪气的蚊帐里，仿佛身在传奇小说之中。”好一个美不胜收的清幽之地，不禁让人想起《水浒传》中的一段描述：隐士许贯忠携着燕青到其住处，同到靠东向西的草庐内。推开后窗，却临着一溪清水，两人就倚着窗槛坐地。数杯酒后，窗外月光如昼。燕青推窗看时，又是一般清致：云轻风静，月白溪清，水影山光，相映一室。

或许，世外桃源，大抵都是相像的，也无非是那些山水自然罢了。

本书充满着诗情画意，加之丰子恺的神译，语言意境甚美，耐人寻味的句子很多，引得读者不由自主地多读几遍。小说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并不止步于世外桃源，并没有抒情到忘乎所以的地步——以为世外桃源就可破解人生之困。

外边是乱世之秋，美若小姐的前夫因战事起银行倒闭而失业，她的堂弟久一终归要去打仗。美若被视为“疯子”，即便是她特立独行，并拥有强大的内心，依然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小说坦言：“作为一个纯粹的专门画家，连自身也摆脱不了缠绵的利害羁绊而逍遥于画布之中，何况山、水及别人？”

其实，小说在开头时，就已经承认这种尴尬了。“依理而行，则棱角突兀；任情而动，则放浪不羁；意气从事，则到处碰壁。总之，人的世界是难处的。越来越难处，就希望迁居到容易处的地方去。到了相信任何地方都难处的时候，就发生诗，就产生画。造成人的世界的，既不是神，也不是鬼，就不过是那些东邻西舍纷纷纭纭的普通人。普通人所造的人世如果难处，可迁居的地方恐怕没有了。”可见，夏目漱石是清醒的，纯真再美，也不能当饭吃。所以，他又写道：“我是人类的一分子，所以即使何等爱好非人情，长久继续当然是不行的。渊明恐怕不是一年四季望着南山的，王维也不是乐愿不挂蚊帐在竹林中睡觉的人吧。想来他们也要把余多的菊花卖给花店，把过剩的竹笋让给菜铺吧。”

可是，他又在不住地较真，就连火车在其眼里都是扼杀人性的东西。“像火车那样足以代表二十世纪的文明的东西，恐怕没有了。把几百个人装在同样的箱子里蓦然地拉走。毫不留情。被装进在箱子里的许多人必须大家用同一速度奔向同一车站，同样地熏沐蒸汽的恩泽。别人都说乘火车，我说是装进火车里。别人都说乘了火车走，我说被火车搬运。像火车那样蔑视个性的东西是没有的。文明用尽种种手段来发展了个性之后，又想用种种方法来摧残这个性。”丰子恺称赞他说：“夏目漱石真是一个最像人的人。今世有许多人外貌是人，而实际很不像人，倒像一架机器。”可是，如此这般较真，这世上，又岂能容身。

或许，诗意，只存于脑海中，而生活，不免限于平庸堕落，否则的话，便是逃无可逃。正如钱钟书所言：“目光放远，万事皆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