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年为什么没法和家长讲道理
近日，湖南卫视一档名为《少年说》的综艺节目在网络上引起热议。这档节目借鉴了日本去年大热的中小学生综艺节目《屋顶告白大会》的形式，请少年们登上学校天台大声说出心中所想。然而，不同于日版节目中有孩子因大胆表达青涩炙热的感情而走红，在中国版的节目中引发热议的是少年们对家长的“控诉”和“吐槽”。
微信公众号“洞见”、“独立鱼电影”先后发布题为“看了《少年说》才知道，中国父母都被孩子宠坏了”、“撇开抄没抄袭，中国版‘屋顶告白’真叫人难受”的评论文章。这两篇聚焦于节目中孩子与家长之间的沟通障碍和不平等关系的文章，目前的阅读量都达到了十万加。
两篇“爆款”文章都首先举了节目中的一些例子：刚上初中的小姑娘袁璟颐“吐槽”自己的妈妈总是拿她和全班第一、全年级第一、全校第一、全联盟第一的学霸闺蜜比较，从来看不到她的努力，妈妈却回应称“其实你要是不打击，你可能就有点飘……”；一个喜欢跳舞、坚持了7年多并且过了12级的女孩因为成绩出现下降被停掉了舞蹈课，希望妈妈能支持她的梦想，却在一番讨价还价后不得不首先答应母亲达到年纪前150名的要求；一个初二的高个子男生，提出的要求竟然是“再也不想吃苹果和鸡蛋了” ，妈妈最后答应可以不吃，却反驳说“你看你长得这么帅，就是因为妈妈要你吃苹果和鸡蛋”……种种事例表明，这些孩子在和家长沟通的过程中，几乎得不到平等对待和尊重。
“洞见”文章接着介绍了一档由央视打造的家庭情感教育纪录片《镜子》，片中讲述了三个家庭因孩子辍学陷入困境、家长把孩子送到心理康复学校接受“改造”的故事。一名有暴力倾向的14岁少年在镜头前说：“我是一面镜子，我的面孔能找出我是如何忠实于父母，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心，与他们是多么相似。”
“独立鱼电影”的评论则以BBC纪录片《中国式教育》作为对比，当中国老师将“打击教育”模式带到了英国校园里，立刻引起了英国孩子们的强烈反弹。一个不擅长体育的女学霸在体育考试中哭着说，“我只是觉得成天活在和别人的比较中，并不是一种健康良好的生活方式”，英国体育老师也奔溃地说这种教育方式让孩子们意识到“即使竭尽所能也是不够好的”。
“洞见”文章最后援引复旦大学教育学者@潇晓在知乎上的回答指出中国亲子关系中的症结：中国的很多父母没有学过怎么做好父母的角色，于是把所有的控制欲都粉饰成“为你好”，一旦控制欲得不到满足，立马就以“受害者”心理与孩子对抗、对孩子进行道德绑架。而父母应该做到的，是尊重孩子、学会沟通和凡事不着急。
“独立鱼电影”文章则指出，“学习成绩好”作为目前全中国最大的政治正确成为了掩盖父母不善教育的遮羞布，简单粗暴的唯成绩论、将“早恋”视为洪水猛兽背后是一种从众的懒惰，并可能将原本感受力丰富的孩子逼入狭窄的单一通道，一旦应试教育这条路走不通，孩子就可能陷入精神崩溃。此外，该文作者也指出，由于中国传统倡导“听话”“孝顺”，使得中国家长从来不觉得跟自己观点不同的孩子也是值得尊重的，无法站在孩子的处境自我反省。文章最后总结道，“对于父母来说，承认自己的观念有限，行动有失，并不会因此失去孩子的尊敬啊。相反，总是利用成年人的智力优势耍小聪明，运用歪理证明自己的唯一正确性，只会将最亲近的人推得越来越远。”
城市化的孩子，全球化的孩子
本周，复旦大学国家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熊易寒的一篇旧文再次在网络上走红。这篇文章2017年1月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学术与社会”，原题为“学术民工心灵史”，讲述其博士论文的写作经过与研究内容。近日，微信公众号“理想岛”以“不理解政治，我们就难以真正理解命运”为题转载了这篇文章，影响力更甚于当初。
熊易寒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出发，讲述自己高考后进入大学，而以两分之差落榜的同桌兄弟却开始了南下打工生涯，命运让曾经相似的两个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正是这样的人生经历让他选择了以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与政治社会化为博士论文的主题。
他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称为“城市化的孩子”，因为他们都是在当代中国高歌猛进的城市化浪潮中出生和成长的，并且经历了一个城市化的过程，即李强所说的“日常生活的城市化”，同时最后，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彷徨、迷失是由城市化带来的，最终也必须通过城市化来得到解决。这一群体具有三个特征：跨越城乡边界，城乡二元结构深深嵌入其心智结构和生活历程当中；生活在城市，但缺乏地方性公民身份 / 市民资格；绝大多数生活在城市底层。在他们身上，地域政治、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交汇在一起。
熊易寒指出，这些农民工子女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命运：既因为缺乏务农经历和乡土纽带成为“回不去的一代”，又因为城乡二元体制在政策上无法享有城市同龄人同等的权利和福利。而他之所以提出“不理解政治，我们就难以真正理解命运”，是因为命运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由一个超验的神秘力量所决定的。个体命运或带有偶然性和随机性，群体命运则很大程度上是由权力结构设定，国家、市场、社会与家庭是命运的主要塑造者。农民工群体正是在这四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跌落在城市底层。
熊易寒认为，命运具有外部性，正义需要成本，不能用一个人（或多数人）的快乐去抵消另一个人（或少数人）的痛苦。农民工及其家庭为城市的繁荣、“中国奇迹”的诞生付出了辛勤劳动，而我们在呼唤善待农民工的同时也难掩内心的对于利益受损的担忧。然而，“衡量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要看它的穷人过得怎么样；衡量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要看它的富人做得怎么样。”熊易寒最后指出，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命运，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道考题，它考验着我们对于正义的看法和道德的底线。
巧合的是，本周另一篇热门文章来自《好奇心日报》，题为“非洲爸爸，中国妈妈，‘我算是哪里人’”，聚焦的是广州三元里的一群中非混血孩子，他们同样面临着身份认同的难题。这篇文章属于“低端全球化”专题，这一人群或许可以被称为“全球化的孩子”。
文章开头讲述了小学三年级的Abby在课堂上被同学们嘲笑是“第57个民族”的经历，指出这些有着中国母亲、中国户籍和巧克力肤色的孩子无法被人们坦然接受为中国人。而维也纳大学社会语言学教授 Adams Bodomo 在 2012 年出版的Africans in China（《中国的非洲人》）一书中就曾预测，100年内，中非混血儿会形成一个新的民族，这些巧克力肤色的中国人会有自己的身份认同，并在城市里要求属于自己的公民权利，但目前广州中非混血儿童人数尚无可靠统计数据，未来尚不可期。
文章指出，这些孩子的父亲都是从非洲来中国做生意的，娶了中国太太，但并不能通过婚姻获得合法身份，随着签证政策的变化很可能被驱逐出境。跨国婚姻的双方也要通过学习来理解对方的文化，而对于他们的下一代，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社交媒体上，混血儿的身份焦虑都确实存在。大部分在广州成家立业的非洲人都会让孩子去读私立学校，但孩子仍会因为肤色而受到区别对待。令非洲父亲们不满的还有学校的英文教育让孩子们不愿意开口说英语，以及无法理解父亲远在非洲的祖国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