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期间，我看到一部名叫《幼儿园》的纪录片，讲述的是发生在湖北武汉一家全托制寄宿幼儿园里的故事。纪录片中一个5岁的孩子在接受采访时和剧组工作人员发生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
- 警察是干什么的？
- 交警也可以收蛮多钱，交警。
- 你看见过交警收钱没有？
- 看见啦。
- 怎么收呢？
- 我的干爹，他是交警，他收那个车子。
- 如果你也能收钱，收上来的钱是交给领导还是自己拿回家呢？
- 交给领导，也分一点，都分一点。
- 如果不分，都自己拿回家行不行？
- 不分？那不行，我的领导没钱怎么办？
……
我当时十分惊讶这样的话语能从五岁的小孩口中说出，同时在学术上也很受启发。
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来所经历的剧烈变迁，对人们的道德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同样体现在儿童身上，甚至更加生动和直接，哪怕是再小的孩子，也是社会生活的积极观察者。我想从他们道德发展的体验中探索人类学最关心的问题：我们特定的文化环境与带有普适性的儿童思维发展之间如何互相影响？这也是我博士论文以及新书《好孩子：一个中国幼儿园里的道德发展》（The Good Child: Moral Development in a Chinese Preschool）的核心问题，即这一代中国儿童——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经常被视作以自我为中心的“小皇帝”——是如何在一种社会剧烈变迁带来的“道德真空”或“道德危机”中习得道德观念，并建构自己的道德世界的？
2011至2012年，我在上海一家中产阶级私立幼儿园进行了田野调查。幼儿园里的儿童年龄2-6岁，分为8个班。我的研究方法论有一些创新，不仅包括人类学常用的参与式观察和对教师、家长、祖父母、保姆等进行了访谈。此外，我加入了育儿观念的问卷调查，并在研究的不同阶段加入心理学实验的方法。
在进行田野的时候，我一岁多的孩子也在这个幼儿园。研究者和母亲的双重身份，让我更能体验到人类学所强调的同理心以及“当地人”视角，同时我也从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启发。
“拉关系”：我的分享要让其他小朋友记得
我一直在思考儿童是如何习得中国人常常说的无处不在的“关系”。现在的养育者面临很多道德伦理的困境，比如不同教育观念的冲突，通常表现为教育者传授的是一套，儿童在现实生活中习得的又是截然相反的一套。除此之外，一种愤世嫉俗的情绪在教育者中间也非常普遍，有些家长认为，在这样一个竞争至上的社会环境里，谈论道德培育其实是一件奢侈，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
“拉关系”的学术表达就是分享的实践。在今天的中国，“分享”是儿童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幼儿园或者家里，家长和老师都会强调“分享”，特别是平等的分享，他们担心现在的独生子女小孩变得自私，想要通过“分享”这一途径让他们变得慷慨。
我在问卷里设计了一个针对家长的问题：“你认为孩子应该将零食和玩具与其他小朋友分享吗？”问卷发放给了100多个家长，回收了80-90份，结果显示，有九成家长认为孩子应无条件地将零食和玩具与其他小朋友分享；学校也会定期举办“分享日”活动，鼓励孩子进行这种无条件的分享。这种分享，是平均主义的。
幼儿园里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每个小朋友过生日那天，家长都会让他带一个大蛋糕去学校，由老师帮着分给所有的小朋友吃，除了过生日的小朋友外，其他每个小朋友分到的蛋糕都差不多大。有一天一个小男孩过三岁生日，当老师正帮他给其他小朋友分蛋糕时，园长正好路过，其实园长没有看到他们在做什么。小男孩看到了园长，特别积极地跑过去跟老师说：“你怎么不分一块大的给园长，你知道要跟领导套近乎吗？”老师当时惊呆了，称之为“魔童”，似乎这一刻粉碎了成年人对天真儿童的幻想。
这并不是特例，我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虽然被教导见者有份、平均分配的分享思想，但其实小朋友日常生活的分享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分享实践，他们有自己的规范和考量，目的并不是为了慷概大方，而是为了发展一段互惠的关系，以建立自己的社会网络。我还发现儿童的分享实践有以下特点。
首先，儿童对于分享的对象和数量的考量非常清晰，他们每天会计划好要带几块糖去学校、分给谁、每个人分几块等等；其次，分享对儿童来说是拓展社交网络和建立社会关系的有效途径，如果一个孩子拒绝了另一个孩子的分享，很可能是因为他并不想与其成为朋友；此外，儿童对于分享的历史记忆非常清晰，他们对哪天谁给了他什么、他又给了别人什么了如指掌，并通过这一分享历史去区分谁是好的社交伙伴，谁又是不可信赖的人；最后，我还发现儿童在分享中有某种未来取向，对他们而言，分享是为了促进未来的交往，同时也有助于积累自身的信誉以及在小伙伴中间增加好感度。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过程很复杂，不仅是经济学中所谓理性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它带有情感化的记忆，也有孩子非常性情的一面。
为了弄清儿童的分享到底是想要实践平均主义的公平观念，还是想要建立他们互惠的社会关系，我设计了三个实验。我依次邀请每个孩子与我单独相处，并告诉他们有个小任务，画一张画，就可以获得两块糖；画画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知道，奖赏需要通过自己努力换来。当孩子获得两块糖后，我会问小朋友愿不愿拿出其中一块分享给另一个小朋友；如果答复是“愿意”，我会给孩子假设几种情境，让其做出选择并给出理由。其中一个情境是，有两个信封，一个信封上写着分享者的名字，另一个信封上什么都没写，让孩子选择把糖装在哪个信封里分享给小朋友；另一种情境是，假设有两个潜在的分享对象，其中小朋友A只是来幼儿园玩一天，而小朋友B则要转学来这个班级，让孩子选择要分享给哪个小朋友。
实验结果显示，所有参加实验的孩子都愿意将糖果分享给他人，并且，在表达分享意愿时，他们使用的全部是“规范化”的语言，如“我们应该分享”、“分享是好的”等等。这说明，这些孩子已经接受了老师和家长所灌输的这套关于分享的规范或者准则。
但他们具体的分享偏好又偏离了这一准则。例如，超过90%的孩子不愿意做匿名的分享者，他们想让分享的对象了解并记住自己的慷慨之举。再比如，74%的孩子选择将糖果分享给小朋友B，即要转学来幼儿园的小朋友，这体现出孩子更愿意与一个“稳定的伙伴”分享东西的倾向；而选择分享给小朋友A的孩子给出的理由，则是希望拓展社交圈，希望糖果可以作为小朋友来幼儿园一日游的纪念品，让小朋友在离开后也能记得自己，这也是一种有未来倾向的分享实践。
“关系”在中国研究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英文文献中，它以拼音“guanxi”的形式被直接使用，因为它在文化上的特殊性使其无法找到一个准确对应的英文翻译，而中国人则对这个概念的含义心知肚明。前人阐述的中国式“关系”的特点，都能在儿童的世界里甚至是分享的实践中看到它生长的雏形，因此我的研究贡献了儿童发展这个新视角。有的学者会强调关系中包含着“心机”、利益的考量。也有学者认为关系中有伦理义务的人性层面，还有的学者讲述“关系”所蕴含的情感因素。许多“关系”是灵活而有创造性的，“拉关系”这一表述本身就体现了其灵活可塑的特点，需要人们有策略地不断去培育。
我们应该去思考为什么3岁的小孩就会“拉关系”，懂得去套近乎。我们不应忽略，人类与生俱来就有合作互惠的能力——认知科学的新发现，正是因为这样的能力使得儿童能有效识别和利用周围的社会信息；同时，儿童生长的社会环境中蕴含着特定的社会交往模式，例如中国人的“关系”世界，这样的社会交往特点更加强化儿童自身的“关系”实践。“拉关系”的研究获得了2013年美国心理人类学协会最佳学生论文奖，也改编为《好孩子》书中一章。
“学表现”：做的好就得的多
同样运用实验和民族志相结合的方式，我研究了儿童能否了解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付诸实践，我发现儿童对于按劳分配这一原则的理解深受中国教育环境中“学表现”的影响。
在实验设计中，我将4-5岁的孩子带到一房间内并为其讲故事，情景如下：两个小女孩一起做饼干，小女孩A做到中途有点烦，跑出去玩了一会儿才回来，而小女孩B则一直坚持做饼干，最后她们一共做了三个饼干。然后我就拿着纸画的三个饼干问孩子，这三个饼干（不能掰开）应该如何分配呢？在实验的第一阶段，小孩可以自由分配，产生了三种结果，选择平均分配（一人一个，剩一个）和按劳分配（（A得一个，B得两个）的小孩几乎一样多，选择反按劳分配的最少（A得两个、B得一个）。
后来我进行了实验的第二阶段，要求孩子们必须分完三个饼干，结果绝大部分的孩子选择了按劳分配。之所以有这样的实验安排是因为第一阶段测试了孩子们的分享偏好，而第二阶段的设计则证明了绝大多数孩子有理解按劳分配原则的能力。同样的实验也在日本进行过，虽然最后一轮分配都是以按劳分配居多，但在第一轮自由分配的时候，大多数的日本儿童倾向于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
对于中国儿童的实验结果，很多家长并不感到意外。有一天，一位得知实验内容的家长信心满满地说自己孩子一定会选择按劳分配，他说：“在学校里老师净教这些，谁做得好就得的多”。这位爸爸的话让我很受触动，中国的教育环境如何影响孩子对于“按劳分配”的理解？
所以完成上述实验后我又进行了一个关于三岁小孩的实验，量化数据表明，这些三岁的小孩处于转折期，他们还不太明白按劳分配的具体含义。但是小孩子的反应让我深思。比如一个三岁的小男孩就将两块饼干分给了做了一半就跑出去玩的小女孩，他的选择与按劳分配的原则相悖。但被问到为什么要这么分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因为她表现好。”我追问：“她怎么表现好？”然后这个三岁的小男孩就很无辜地看着我说：“他们都表现好，他们做了饼干，老师就表扬他们。”
从他的回答可以看出他可能还不了解“表现好”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他已经学会运用“表现好”这一语言来为自己的选择做解释，尽管他还不能将其恰当地运用到人为规定的新情境之中。可以看到，“表现好”已经渗透到儿童日常经验的方方面面，连三岁小孩都能不假思索地说出这句话了。
最后分享一个关于我儿子的故事。他入园时还不到两岁，连话都不会说。有一天我在教室外偷偷观察，发现儿子看到别的小朋友得到老师奖励的贴纸，露出非常羡慕、神往的表情。过了几天，他自己也得到一个小贴纸，从那之后，他就变得非常重视小贴纸。每次我们一起去水果店买水果，他都要把贴在水果上的标签揭下来贴到自己额头上，洗澡的时候也不愿撕下来。
我儿子的例子说明，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前语言期的婴儿，在来到中国幼儿园一个月后就被毫无障碍地内化到了“学表现”的系统中去，他学会了重视权威的表扬，并主动通过服从来获得表扬。这种“学表现”的过程离不开中国的特殊语境和情景。
上述两个研究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儿童是如何习得资源分配的公平概念和原则，联结人类学和认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索人类道德起源与文化环境的关系。我希望能够从跨学科的角度为我们中国研究的核心问题做出创新贡献。
[以上内容为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人类学系和中国研究中心许晶6月27日在清华大学演讲，主题为好孩子：讲公平、“拉关系”、学“表现”，经演讲人审订，由王冬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