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南京大雪。一大早,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的工作人员望着窗外飘洒的雪花,个个面有忧色。直到九点,一位精神矍烁的老人像往常一样,背着双手缓步踱入5楼的古籍编目室,大家这才放了心。“你们看,我还是来了吧?”95岁的沈燮元笑眯眯地对大家说,神情像个得意的孩子。
退休后又被反聘,沈燮元恐怕是全中国最高龄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他每天坐着3路公交,从位于颐和路的家按时来到图书馆,风雨无阻。“别人一天上班5天,我上7天,要是南图晚上开门我还来。”沈老风趣地说。
95岁的沈老满头银发,黑灰棉衣,微驼着背,与馆里常见的老读者并无不同,但这位至今耳聪目明的老人是中国版本目录学、文献学领域的大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担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主编,亲身参与这部版本目录学扛鼎之作的编纂,在北京、上海常住达10年之久。编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年过八十的他重新拣起清代著名藏书家、校勘学家黄丕烈题跋、诗文集的整理研究,专注编著《士礼居题跋》。沈老介绍说,在拍卖市场上,凡经黄丕烈拣选、题跋过的古籍都身价倍增,是业界一级藏品,“士礼居”是黄丕烈的藏书室名,《士礼居题跋》就是整理的士礼居藏书题跋的集大成之作。目前,他已大致整理完成八十多万字的题跋,二十多万字的诗文集,正在进行点校。
皓首穷经,光阴匆匆。细细数算,沈老对黄跋的编著工作已持续近三十年。他并不是第一个整理黄跋的人,在晚清,潘祖荫刻印过《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六卷,民国时,缪荃孙刻印了《荛圃藏书题识》十卷,此后也有很多人做过黄丕烈题跋的整理工作,但以前古籍都是私人藏书,不易看到,编纂者们没有机会阅览原书,题跋多是托人代抄,难免错漏,而沈老希望能整理出一本更加详实准确的黄丕烈题跋集,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完整的检索版本。之所以旷日持久,是因为沈老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谈及自己所做的工作,沈老竖起3个手指:首先把出自同一本书但被分散在几处的题跋集中在一起;其次通过查看原书,把被刻错的、被臆改的或被误认的跋文都一一更改过来;再者是补缺,将前人没见过的黄跋补进书稿里。古籍浩如云烟,找出黄跋再根据原文一一校对,工程量大得不可想象,沈老却悠然表示,内行看门道,“附有黄跋的古籍现在基本被收藏在日本静嘉堂文库、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等处,为全面、准确的编纂提供了绝好条件。”
虽然搞清了大出处,但繁浩卷帙里的黄跋又是如何被一一搜罗起来呢?沈老不用“互联网”,却通过“人际网”和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凡见到与黄丕烈藏书题跋相关的资料,都会想方设法送到他案头。南图5楼古籍编目室的东南角是沈老的“工位”,办公桌面和桌四周堆满了古书、刻本、书页、书稿,只剩下一条小道可侧身而进。沈老打开小柜子,取出一个小纸包,里面是一叠泛黄的书页照片,那是20多年前,一个南京学生在日本留学时拍来的集部黄跋文。这是件传奇的事:从信纸信封时代到网络信息时代,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不断飞到这张桌上,无论是两寸见方、需要用放大镜查看的老照片还是标准A4纸大小,影印整齐的书影、刻本,都汇聚于研究者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工作。“照片一来,书里的错误就一扫而空了”,沈老说到这里,神采飞扬。
读了一辈子古书,练就了目光如炬,也保持着旧时的习惯,书写时握自来水笔仍然是抓毛笔的姿势,写字仍然写繁体字,就连住处颐和路2号,也是民国时的藏书楼。积累了一辈子,老人自己就像一座会说话的藏书楼,“别看他已经95岁,但是记忆力超强,对书名、人名甚至人物生平都能记得清楚、理得顺畅”,古籍部副主任周蓉说,“沈老常教我们辨别印章、手写的题跋,部门年轻人都是他的‘小秘书’,帮他网购、联络、查阅资料。”
30年只为编纂一本书,《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已经进入二校,即将出版。95年的人生已经足够让一个人参透生活,明白一生何求。沈老说:“对我来说,生活越简单越好。我心里只有书,不跟书分开我就很快乐。”
交汇点记者 吴雨阳 王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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