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一百六十年前发生在克里米亚的一场战争，早已湮没在历史烟尘中。因为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无论规模还是烈度都超过了克里米亚战争。即使放在19世纪，奥斯特里茨战役（1805）、拿破仑远征俄罗斯（1812）和滑铁卢战役（1815）都比克里米亚战争出名。提起克里米亚战争，有人可能会想到英国护士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也可能会想到沙皇尼古拉一世之死，或者俄国农奴制改革的起因，仅此而已。

然而，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的《克里米亚战争》（The Crimean War: A History,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11）出版，还是引起不小的反响：历史书原来可以这样写！克里米亚战争原来这么复杂、这么惊心动魄、这么影响深远！奥兰多·费吉斯是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历史学教授，被誉为“当今英语世界俄罗斯研究的一流大家”。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俄国文化史，其作品多次获奖，深受读者欢迎。例如，已译为中文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人的私人生活》、《古拉格群岛：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还有《一个民族的悲剧》（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革命的俄国，1891—1991》（Revolutionary Russia: 1891–1991）等，都是作者的力作。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的《克里米亚战争》一书由吕品和朱珠翻译，译者加了副标题“被遗忘的帝国博弈”，诠释这场战争的要领，很透彻。

（一）

在《克里米亚战争》一书中，奥兰多·费吉斯发挥他一贯的铺陈历史细节的优势，依据大量的文献资料，在两军交战的主线之外，穿插和引用了丰富的“当事人”口述。有国王和大臣的看法，有战地记者的笔录，有参战官兵的口述，有普通民众的回忆，等于是以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的视角“还原”了战争的全景，展现了19世纪中叶大国势力在黑海的博弈。奥兰多·费吉斯所引用的这些文献，主要是俄罗斯、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档案资料，他也参阅了有关克里米亚战争的学术著作和普通读物。按照学术标准，奥兰多·费吉斯对史料的占有无可挑剔，对于具体问题，他的著作中也有深入分析和严密推理。而文字表达的晓畅易懂，算是锦上添花了。

按作者自己的说法：本书旨在全面反映地缘政治、文化与宗教等因素是如何影响主要参战国介入克里米亚战争的，也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本书而对克里米亚战争有一个新的理解，认识到这场战争是欧洲、俄罗斯和中东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影响犹在（见本书的序言，中译本第7页）。作者还进一步指出，许多英国人把这场战争看作“毫无意义”或“没有必要”的，是因为公众对英国糟糕的军事行动和有限战果失望，这影响了后来英国历史文献判断这场战争的客观性。

奥兰多·费吉斯《克里米亚战争》的写法有点像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开头好几章都是铺垫。奥兰多·费吉斯重点要写的发生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战争只占十二章中的五章。开头第一章至第四章讲的是不同的“故事”，实际上是四组镜头：第一章“宗教战争”讲的是法国和俄国之间如何争夺“圣地保护权”；第二章“东方问题”先讲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引起的列强干预（帮助希腊脱离奥斯曼帝国），接着讲述两次埃土战争（1831-1833；1839）；第三章“俄国威胁”讲的是俄国在多瑙河控制两个公国的行为，以及英、法两国对俄国的警惕；第四章“欧洲和平的终结”讲法国和俄国针对“圣地保护权”的具体冲突，从1851年伦敦举办的国际博览会，讲到法国的拿破仑三世与俄国皇帝尼古拉的较劲。第五章“虚张声势”总算写到俄国出兵了，但还不是真正的克里米亚战争，而是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多瑙河战争（包括第六章“土耳其人首尝战果”）。多国参与这场战争是在1854年，这一年夏季打败俄国军队，迫使俄国军队撤离多瑙河下游，退守克里米亚半岛。英法等国的联军追到克里米亚半岛，后来就以克里米亚半岛为战场。从克兹勒夫（Kezlev）登陆，阿尔马河（Alma River）战役、巴拉克拉瓦（Balaklava）战役、因克尔芒（Inkerman）战役，到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最终陷落，战事结束，即本书的第七至十一章。而最后一章“巴黎与新秩序”描述的是战后签订条约的细节。

《克里米亚战争》的“结语”是很精彩的，作者花30页篇幅（英文原著26页），以“有关克里米亚战争的神话与记忆”为题，把英国、俄罗斯、法国、土耳其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有关传说、赞美或批评都做了梳理，重点介绍克里米亚战争留在这些参战国的“痕迹”或印记。

（二）

这场“克里米亚战争”的时间笼统的说法是1853-1856年，实际上战争分两个阶段。1853年10月至1854年2月是第一阶段，战争局限于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之间，规模不大；1854年3月至1856年3月是第二阶段，英国、法国、奥地利、撒丁王国参战，变成以俄国为一方，以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国、奥地利、撒丁王国为另一方的大规模战争。关键是，作战地点也有转移。1853年10月至1854年8月的主战场在多瑙河下游，1854年9月至1855年9月在克里米亚半岛作战。高加索地区、波罗的海也是分战场，这两处的胜负对战争全局起着重要作用。

克里米亚战争并不是为争夺克里米亚，因为克里米亚早已被俄国吞并了。在克里米亚战争发生之前，俄国人统治克里米亚70年。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受俄国人的压迫，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同情鞑靼人，却无力收复克里米亚。克里米亚战争的作战地点一开始在多瑙河下游，是因为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争夺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要是英、法等国不参战，这场战争后果难料，但史书上可能会称之为“多瑙河战争”或“巴尔干战争”。俄国一定要和奥斯曼帝国作战，是因为俄国皇帝认为奥斯曼帝国必然会崩溃。事实是，奥斯曼帝国没有瓦解，也没有亡国。这次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惨败，但战后克里米亚仍然是俄国的，并没有还给奥斯曼帝国。

克里米亚战争的线索是清楚的：俄国和俄罗斯之间交战约四个月，多国参与后规模扩大，并造成惨重伤亡，战败国俄罗斯承受巨大的打击。近代国际关系史、奥斯曼帝国史、俄国史中，对克里米亚战争全过程的叙述和对战争后果的判断大体一致，只是在一些细节上有分歧和争议。不过，以往提及克里米亚战争，大多数是放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中考察的，因此，战前微妙的国际局势，欧洲外交官们穿梭般的外交活动，都被描述得非常细腻。关键在于，俄国打败奥斯曼帝国到底会产生什么后果，英国和法国估计得很严重。英国坚决不同意俄国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抵制俄国侵吞巴尔干是英国外交中的大事。当然，奥斯曼帝国绝不愿意丧失海峡。奥斯曼帝国不惜一战也不答应俄国的无理要求。

这里涉及的重点问题是，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局部战争为什么变成一场多国卷入的战争？国际关系史的解释是：俄国威胁到英、法等国的利益。比如，1854年3月28日英国向俄国宣战，官方称：俄国针对奥斯曼帝国的侵略战争已经到了“不计后果的地步”，俄国皇帝执意拒绝奥地利皇帝、法国皇帝、普鲁士国王和英国国王陛下提出的停战协议，法国、奥地利、普鲁士和英国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以维护和平与正义。在英国人看来，出兵作战是不仅是为了英国人民的利益，也为了欧洲各国的独立，还为了维护英国的盟国奥斯曼帝国的尊严和独立地位。联军取得多瑙河战争的胜利后（1854年8月8日），英、法、奥地利向俄国提出的停战方案是：多瑙河自由通航；取消俄国在黑海的优势；俄国放弃单独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教徒的要求。尼古拉一世不愿意接受这个方案。当时多瑙河两公国已由奥地利军事占领，俄军已撤到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英、法等国联军便开赴克里米亚半岛，然后是11个月的鏖战，直到1855年9月10日攻占塞瓦斯托波尔。俄军在克里米亚半岛全线败退、投降，在高加索等战场的胜利也不能改变败局。第二年3月30日参战双方在巴黎签订条约，正式结束了这场残酷的战争。

（三）

关于这场战争，已经出版过很多英文书和俄文书。当然，有一部分是讲故事的，例如，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轻骑兵的冲锋、“提灯女士”南丁格尔，等等。也有学术性很强的著作，对战争的原因、战争的进程和影响等做了深刻的分析，并不像奥兰多·费吉斯所言，“作者们缺乏学术素养”，只能描述战争插曲。奥兰多·费吉斯说其他作家没有能力探讨克里米亚战争的宗教原因，或者是“历史学家们往往低估了战争的宗教契机”，低估了宗教在19世纪的重要性。其实，克里米亚战争起因是宗教问题，对任何研究者来说是清楚的，有关克里米亚战争的著作都会把“圣地保护权问题”当作战争的起因，并不是没能力研究或有意忽略，“仅仅用一两段话轻飘飘地一带而过”。显然，奥兰多·费吉斯以“宗教战争”为第一章的标题，是把这个观点作为自己的创新点或著作的亮点的。

奥兰多·费吉斯的主要贡献是用翔实的资料全方位展示了这场战争的复杂和残酷。克里米亚战争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阵亡或病亡的士兵有75万人，受伤致残的上百万，平民的死伤无法统计。伤亡最严重的是俄国军队。一说俄国军队伤亡50万人，一说这场战争中双方总伤亡人数在50万以上，也有学者的判断是“总伤亡80万人”。死亡的士兵不全是阵亡，而是因饥饿、营养不良或疾病致死。野战医院的条件差，延误了救治或伤口感染，也增加了死亡率。但这些伤亡的细节在以往的书籍中是缺失的，后人往往只能了解到冰冷的数字。由于里米亚战争卷入了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战争的除了军事人员，还涉及国王、高官、宫廷随从、外交官、宗教领袖、革命者、医生、护士、记者、摄影师、作家等，所以，关于这场战争的描述，就不限于战报和官方记录，保存下来大量的军官回忆录、士兵信件、记者的手稿、照片等等。然而，以往的研究者都没有下奥兰多·费吉斯这么大的功夫。

说到克里米亚战争的伤亡，必然要提到占地医疗服务。从战地医疗服务的角度看，克里米亚战争是不同寻常的一场战争。俄国在战争期间提高了医疗服务，联军也有医疗救助，英国护士南丁格尔的医疗救护站设在斯库台（Scutari，一译“斯库塔里”），伤员要花几个小时才送到（跨过黑海到斯库台500公里远）。俄国医生尼古拉·皮罗戈夫（Nikolai Pirogov，一译“皮罗古夫”）在塞瓦斯托波尔建立医疗救护站，救助的能力更强。

即使讲到战地医疗救助，南丁格尔和皮罗戈夫的事迹在奥兰多·费吉斯笔下更为生动、详实。南丁格尔是生于英国德比郡的一名护士，战争期间她带着38名护士于1854年11月4日到达斯库台，在临时改建的房舍里救治伤员，条件很差。护士们承担着给重伤员喂食、清洗身体、分派药品等多项任务。一个多月后增加了一批护士，均由南丁格尔指挥和管理。她是一个能力很强的管理者，她重新规划了厨房，购置了锅炉，雇佣了当地人做洗衣工。南丁格尔每天工作不停歇，晚上也亲自巡查，安慰伤病员。不过，伤病员的死亡率很高，因为英军士兵的饮食和服饰等后勤供应不足，加上气候不好，传染病流行。俄军方面，战地医院的条件也很差。尼古拉·皮罗戈夫是高水平的外科大夫，他为俄军伤员救治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原是圣彼得堡军事医学院的医学教授、外科大夫，1847年在高加索地区担任随军医生，掌握乙醚麻醉术。1854年12月皮罗戈夫到达克里米亚，发现那里的情况很糟，外科医生没有经过严格职业培训，加上医疗器械质量不高，感染严重。皮罗戈夫逐步实行伤病员分流系统（他的发明），根据伤病程度分成不同类型的组别，依次接受不同难度的救治。沙皇的弟媳妇、大公夫人叶莲娜·帕夫洛夫娜创建了圣十字架神团，派出34名护士随同皮罗戈夫前往克里米亚前线的辛菲罗波尔。皮罗戈夫也把护士分了组，让她们承担不同的协助手术或照顾伤员的任务。克里米亚当地的女性自发组织起来，前往塞瓦斯托波尔的包扎站和占地医院服务，协助皮罗戈夫的救助工作。

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一些新式枪械和交通工具排上了用场。比如，蒸汽船的使用，电报的出现，是19世纪中期值得关注的大事。交通工具加上通信手段，使报社有能力派遣记着前往战争地带，他们撰写的报导很快会见诸报端。新闻稿从战地传到伦敦，由蒸汽船变为电缆传输，几个钟头就可以到达伦敦。《伦敦新闻画报》可以印刷图片，在战场上拍摄的照片印刷可以在画报上。虽然照相技术刚刚为人所知（1851年世界博览会上展示了拍摄的相片），但当时人们有幸通过战地记者拍摄的照片“看到”克里米亚战场和军人。其实1846-1848年的美国墨西哥战争、1851-1853年的英缅战争都拍摄了简陋的照片，但都比不上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所拍摄的清晰而逼真的照片。

（四）

在《克里米亚战争》一书中，奥兰多·费吉斯对这场战争也提出了一些学术性很强的问题。除了前文说的“宗教战争”的观点，他还认为，“克里米亚战争是一个关键的分水岭，打破了长期以来维持欧洲秩序的俄罗斯—奥地利保守主义联盟，让一些新兴国家包括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德国得以诞生。”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看，克里米亚战争虽然对19世纪中叶的欧洲格局产生了影响，但未必是分水岭；而且，“打破俄罗斯—奥地利保守主义联盟”这一判断未必准确。

奥兰多·费吉斯还认为，“克里米亚战争是土耳其人首次参加欧洲的战争，这场战争打开了奥斯曼帝国的大门，西方的军队和技术涌入，加快了这一地区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步伐，同时也引发了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持续至今的对立情绪”（见本书序言，中译本第7页）。说到打开奥斯曼帝国的大门，早在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行省。在19世纪，1827年的纳瓦里诺海战，英国、法国、俄国的军队直接打击奥斯曼帝国军队和埃及行省的军队，公开支持希腊人脱离奥斯曼帝国，欧洲大国也直接干涉两次埃土战争，这些都是打开帝国国门之举，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并不比克里米亚战争的影响小。至于西方军事技术的涌入，本来是奥斯曼帝国主动向西方学习，法国军官、普鲁士军官都是奥斯曼帝国欢迎的，欧洲的武器和技术是帝国迫切需要的。克里米亚战争对奥斯曼帝国来说是一次难得的胜利，因为奥斯曼帝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一个多世纪，屡战屡败，1853年也是被打败了，由于英法等国参战，才把俄国军队赶出多瑙河，这等于是挽救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在这场战争中获胜，无异于阻止了俄国南下侵吞本国领土的步伐，赢得了一个推行改革的有利环境，意义不同寻常。

奥兰多·费吉斯说这场战争“同时也引发了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持续至今的对立情绪”，这是作者的过度引申和联想。至于“东方问题” 的复杂性、黑海地区基督教徒与穆斯林的关系、欧洲对俄罗斯的敌视等因素，其他学者也注意到了，并非他第一次提出。克里米亚战争的直接记录和当时学者的评论还有很多，奥兰多·费吉斯并未全部参考和采用，所以在军事方面的勾勒还是松散的，不够凝练。从1854年8月起，英国和法国的报纸不断爆出惊人的消息，有 “克里米亚血战”、“攻克塞瓦斯托波尔”、“俄国舰队大部分被歼灭”等标题。依据公开的战报和来自前线的消息，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写了百余篇报道和评论克里米亚战争的文章（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南非人报》、《新奥得报》上）。这些文章或政论有长有短，涉及到具体的战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能直击问题的要害。奥兰多·费吉斯在书中也引用了马克思的通信。相比之下，奥兰多·费吉斯对战场上战斗情况的描述，以及对战争结局的判断，往往是借用日记或通信来举证，絮絮叨叨地讲下去，没有归纳和概括，显得琐碎。虽然《克里米亚战争》以细节描写见长，但有的地方缺少必要的剪裁，文意枝蔓，真要考验读者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