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场人物

　　雷建德：身材高大，年过半百，精神不输年轻人；谈吐得体，儒雅文静，君子之风十足；出生于风陵渡上，长成于普救寺旁，现任职省电力公司，专司新闻宣传；八小时内恪尽职守，工作之余，喜交友，爱收藏，重情感；众人皆知一痴爱，四十年心中一梦，倾心倾情《西厢记》。

　　4月29日至5月1日，著名越剧女小生茅威涛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封箱之作《西厢记》；5月19日至20日，北方昆曲剧院在北京大观园戏楼上演摘锦版 《西厢记》；5月21日至23日，《西厢记外传》在国家大剧院隆重上演，“西厢”热一时升温。有道是：不敢高声语，恐惊梦中人。而此时在太原，一向低调的“西学”研究专家雷建德将10万字的《西厢后记》悄然付梓。

　　雷建德说“梦”

　　40年前，高中毕业的雷建德正赶上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永济蒲州村成了他的插队点。由于经常出入普救寺，听不完的故事让他陶醉，年轻的心中便有了一个梦想：搜集、研究、再创作《西厢记》。

　　记者：山西人杰地灵，名人名著举不胜举，为何偏偏对《西厢记》情有独钟？

　　雷建德：这是一种乡土情结。除此之外，最早是听老师说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大百科全书上，对《西厢记》都有记述和誉美之词，这种荣耀感激发了我的浓厚兴趣。后来，我又从史书及档案馆里了解到许多故事，比如乾隆二十九年，法国和英国向中国贡赠了18个机器人，用它们来演的第一部戏便是《西厢记》；伟人毛泽东亲手抄录《西厢记》唱词竟达23段之多；作为爱情题材的名作，世界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比《西厢记》晚了400年，而其故事构思，与《西厢记》的情节颇有相同之处。这么多的因素，让我对《西厢记》情有独钟，俯首研究欲罢不能。

　　雷建德解“梦”

　　40年来，雷建德走访乡野，遍阅有关《西厢记》的著作，美丽的梦有了一次次的开花结果，渐渐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研究成果，为“西学”的研究普及带来了新气象。

　　记者：自研究《西厢记》以来，你陆续撰写推出了七部曲，这在业内并不多见，是什么原因让你才思泉涌乐此不疲？

　　雷建德：七部曲包括记录传说和故事的《西厢轶事》，电视文学剧本《西厢记》，章回小说体《白话西厢记》，连环画《西厢轶事》，电视旅游风光片《西厢记与普救寺》，民族交响叙事曲《西厢记》和电视文学故事《西厢后记》。

　　我想说的是，能写出这么多的东西，有幸得到了相关领导、“西学”大家和众多文友的帮助与支持。《西厢轶事》中的故事一直在百姓中间口口相传，大多采录于当地田间炕头，人民艺术家寒声先生为该书作序，中国艺术语言研究会会长马少波题词；旅游电视文学《西厢记》脱稿后，著名书画大家董寿平题了书名，电视艺术大家赵寻慨然题词；当我写成《白话西厢记》时，拿着稿子来到北京，找到“西学”大家吴晓玲请求作序，未曾谋过面，他却欣然应允，著名戏剧大师郭汉城题了词；交响乐曲《西厢记》的出炉，也得到了配器大师张福全的鼎力支持……

　　雷建德点“梦”

　　“西学”界向有“南王（王季思》北吴（吴晓玲）”之称，而两位泰斗级人物皆对雷建德有所点评。王季思称其电视文学剧本 “突破了原著的局限”“纠正了前人的误解”；吴晓玲则赞《白话西厢记》“文笔流畅，雅俗共赏”。

　　记者：两位大家所言，是对你研究的认可和赏识。具体来讲，“局限”和“误解”是指什么呢？

　　雷建德：我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在考证史料及听取故事后，写作时，有意增加丰富了17处内容，比如为了表现崔夫人，我专门让她“添”了贴身丫环彩珠；为了充分体现张生的才气，在他到寺中借宿时，特意设置让寺中和尚给他出题的情形等等。所谓“误解”，是我经过实地考察和翻阅史籍，原著唱词中的“枫叶”应为“柿叶”，因为这里从来没有枫叶，只有漫山遍野的柿子树，这样的纠误大概有十几种几十处吧。

　　至于《白话西厢记》之所以运用章回小说体，一是古书当用古法读才有意境，二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易于制造悬念。对于两位大家对我的美誉，愧不敢当。

　　雷建德圆“梦”

　　雷建德“西学”研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以近期为例，两个星期的时间，居然收到网友发帖、读者来信千余个。他们在热情评价研究成果和故事情节之外，不少人还主动表达了他们的爱情观。

　　记者：能流传下来的著作，往往具有很大的生命力，而它的生命力表现在对现实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作为歌颂爱情的代表作，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

　　雷建德：我在写《西厢记》时，摈弃了元稹原著《莺莺传》中“始乱之、终弃之”的悲剧色彩，并丰富了王实甫古典戏剧《西厢记》的情节和内容，我赋予结局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力求使张生和崔莺莺有新的更符合现代人审美取向和价值取向的大圆满结局。我提倡恋爱双方情投意合，志同道合，欢乐牵手，相伴一生，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对“西学”研究普及做出的贡献，雷建德显得很低调。他常常说，研究《西厢记》是我工作之外的一大爱好而已，不足道矣。倒是应该记住那些给我讲述故事的老者，他们大多已经谢世，我只是在幸运的时间，幸运地与他们接触，为《西厢记》保留下了许多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罢了。

　　“西厢”有幸，遇到如此执着有为的一位追梦人；老雷有幸，虽一生一梦，但梦里梦外无怨无悔。

　　本报记者范珉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