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场人物：梁兴国，笔名梁桐寿，山西离石人。山西省青年书协副主席，中国法官诗文社常务理事、山西大学国学院兼职教授。

　　不念一己之小厄 不记一己之私仇

　　 2009年2月，梁兴国成为国学大师姚奠中门下弟子。在大师的悉心指点下，他的书艺得到了显著提升。适逢姚老先生百年华诞之际，身为门下弟子，在仰慕姚老横溢之才华的同时，他更为姚老“不念一己之小厄，不记一己之私仇，无怨无悔，永远向前”的立身之道所折服——

　　记者：时逢姚奠中老先生百岁华诞，身为姚老门下弟子，你认为姚老收弟子更看重一个人身上的什么？

　　梁兴国：姚老最看重一个人是不是“实在”，在品德上是不是诚实敦厚，在学业上是不是扎实深研。姚老称赞人最多用的三个字就是：“实在人。”就我而言，先生在看过我的书法作品后，十分看重我的楷书功底。又在向我的朋友——与先生30多年的忘年交认真了解我的人品后，才同意收弟子的。

　　记者：因敬生畏，你见先生时，有这种情愫吗？

　　梁兴国：当然有敬畏感，因当时先生已97岁高龄，深感不宜常去请教，总是积下不少问题，两个月才请丰满兄（我的师门介绍人）一同去先生家。去了两次后，先生看出我的局促，和蔼地说：“有了问题就多来，以后就不用叫丰满了，多会儿想来多会儿来。”先生的口音夹杂着浓重的运城话和南方话，开始我听不懂，偶有保姆当翻译。但保姆不在时，一句话先生得说好几遍，我才能领会。交流的困难，使我更加不安，然先生十分耐心，实在听不懂时，便拿出钢笔写在纸上，这样经过十多次的交流后，我才克服了语言交流障碍。

　　记者：姚老为太原市双塔寺书写“永祚双塔四百周年记”，你在碑阴书写“姚奠中简介”。与姚老一起“同台演出”，这份殊荣令同行羡慕又嫉妒。你是如何赢得这份殊荣的？

　　梁兴国：首先是姚老对我楷书的认可。我从9岁起从父学书，一直至今，在认真研学魏、隶、行、草书的同时，一直未断唐碑的临习。经姚老指点，纠正了我楷书中许多问题。2010年秋，姚老在看完我写的一本楷书册页后，连声称赞，当即题跋：“兴国楷书，工整清秀，直逼唐人，之垒工夫所至，不待文饰。若再弘之以魏晋，参之以秦汉，庶几正入变出，独具风貌，可预期也。”先生在对我的楷书做出很高评价的同时，又给我指明了努力方向，我当毕生努力为之。二是一种缘分。《永祚双塔四百周年记》这篇文章是1997年双塔文管所请先生写的，当时说要刻碑记之，后不知何因，3年后才求先生书之勒石。这块碑正好等我拜师之后，且在恩师熟悉我所有字体后，选定由我以唐楷书写的，你说这不是缘分吗？

　　记者：姚老的日记对后人来说，可谓是一份宝贵的历史财富。听说整理姚老的日记并不容易，曾几易其人。整理过程中，你从姚老身上获益最多的是什么？

　　梁兴国：由于姚老日记字体小，又时而繁体、时而草书，所以很难认。令人痛心的是以前的日记均已遗失。由我整理的日记是从1964年8月起，中间有3年的也已找不到，目前已整理到1998年。整理姚老日记，让我领略到了姚老的奋斗轨迹，最让我获益的是先生伟大的人格，“不念一己之小厄，不记一己之私仇，无怨无悔，永远向前”是他的立身之道。只要能教学生，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累都能受。只要对社会有益，先生都会勇挑重担，勇往直前。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先生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榜样。

　　记者：能试举一二例吗？

　　梁兴国：“文革”期间，姚老被扣上 “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横遭迫害，被批斗，被抄家，住牛棚，当小工，挖地沟，烧锅炉，拉煤，种地达6年多，先生一家也受株连。然而，先生以常人难有的达观，以平常之心看之。

　　冬天到了，学校叫他烧锅炉。先生认为烧锅炉有意思得很，首先是信任你才让你来烧。其次，锅炉房有4台苏式锅炉，炉膛有八九尺深。一锹煤7.5公斤重，每次要加10大锹。虽年近花甲，但姚老很快就掌握了其中的巧劲——“一锹煤送出去，‘唦’的一声，天女散花似的，映着红彤彤的炉膛落下去，接着‘嘭’的一声，火苗就呼呼地往上蹿。看见火苗霍霍地烧起来，锅炉的温度迅速往上升，蒸汽仪表指针刷刷上升，心里也有种说不出的快慰，甚至忘了自己是在劳动改造。辛苦我一个，大家享温暖，不也是种快乐吗？”

　　姚老的凛凛正气体现在维护学术主张上，先生曾奉命去汾阳县贾家庄村批判 “大毒草”《三上桃峰》等，性情一向温和的姚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而他的“反动”言论却赢得了群众的认可，始终坚持真理，体现了一代大学者的高尚风骨。

　　记者：所谓言传身教，姚老身上还有哪些令你难忘的？

　　梁兴国：我生性不重仪表着装，而每次见姚老时，姚老都着装严整，即使在家，也很讲究。久之，我也不由得注重起自己的着装，有友笑道：“不嫌累吗？”习惯成自然也，儒家礼仪如此。先生一直对人尊重，礼仪上也从不怠慢。不管少者长者，看望先生临走之际，先生总要站起送行，令访者感动不已。

　　本报记者曹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