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老人养老？(图)

　　漫画/王启峰

　　资料图片老有所养，是中国普世观念对于老年人生活幸福的一个简单写照。但是，在不断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养儿防老的传统思维已经被现实所抛弃。近年来，多个地区开展了新养老模式的尝试，终究收效甚微。在这些探索背后，在家养老而不是去养老院，或仍是社会主流。

　　当我们正在为养老金的巨大亏空问题担忧时，中国老龄化社会已经悄然来临，社会学家们将这一趋势形象地比作“银色浪潮”。

　　本报采访专家得来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经达到1.78亿，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3.6%，是全球唯一的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不仅如此，“十二五”时期，我国将迎来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年均增加860万左右，预计到“十二五”末，全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2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6%，中国老龄化的速度已达世界第一。

　　近来，中国的养老问题因养老金财政的巨大缺口而凸显，但除了财富对于养老的单纯支撑，谁来养老，也正在成为老年人迫切需要的一个答案。与此同时，各地对于养老模式的探索一直未曾停止，到底什么才是最适合中国的养老模式呢？

　　拿啥养老？

　　上海“以房养老”和生态基地实践

　　早在1979年末，上海市65岁及以上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就已经达到了7.2%，开始进入老年型人口的时间，比中国进入老年型人口要早20年。也正因为此，上海从进入21世纪以来，就开始了养老模式的探索。

　　其中，最著名的实践是2007年开始的“以房养老”模式。当年，正是楼市在中国发力的最鼎盛时期，该模式的特点是：以65岁以后老人为根本服务对象，鼓励老人把房子卖给政府（老人有生之年可以居住），政府将售房款项提前预支给老人；或老人将房子产权抵押给政府，每月可得部分养老金。

　　但很多老人并不接受这种看似很商业的养老办法，加之房产价格缺乏有效公证，导致政府的这一项措施遇冷。在2012年7月20日上海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民政局长马伊里坦承了这一模式是否执行仍需“慎重”。

　　上海“以房养老”模式，曾一度得到了多地的效仿，但至今没有成功的案例。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会议上，马伊里介绍上海将探索建设“全生态”养老示范基地，比如已经开建的崇明东滩养老基地，将优先满足本市户籍老人的需求。

　　记者了解到，上海的崇明东滩养老基地，可以看成是杭州等地建设的老年公寓的“升级版”。

　　它的特点是，改变老人是社会负担的传统看法，吸引社会资源（资金），以生态建设为基础，把庞大的老人群体看成一种产业，将养老社区变成服务老人为主的产业化集群。毕竟，现在的中国是“卖方市场”。

　　一床难求？

　　依靠机构养老模式不是趋势

　　《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曾对北京的养老院床位进行过调查，北京第一福利院由于是公办，价钱便宜、服务好而一床难求，目前有9000多人在排号等待入住，全部满足预计要等十几年。而一些民办养老机构却因为价格昂贵，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少人入住，荒草丛生。

　　事实上，北京和上海多地的公办养老机构，只针对失智、失能的老人，并且只有服务设备好的公立养老院才备受老人青睐，大部分老人还是选择居家养老。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桂世勋告诉记者，目前上海市养老机构在总体上入住率还不高。除市、区级社会福利院和地处市中心区的养老机构入住率较高外，以后需要适当减慢养老机构床位数的增长速度，进一步提高养老机构的硬件和软件水平，建设更符合上海市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养老机构。

　　据悉，2006年，上海市民政局提出，2010年全市将形成“9073”的养老服务格局目标，要求3%的老人入住养老机构接受服务；并且在2005年至2010年通过市政府每年为市民办实事的形式，要求全市每年新增养老机构床位一万张，2010年末达到了这个目标。

　　但在桂世勋看来，养老床位可适量而止。针对到2020年要让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计划，桂世勋提了反对意见。他的理由很简单：“80岁高龄老人占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比重2010年以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老年人的低龄化是个趋势，而上海市60-64岁常住人口中生活不能自理的仅占0.65%，要那么多的床位做什么？”

　　上海市民政部门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十二五”期间，每年新增养老机构床位数从计划的10000张减少到5000张。

　　上海养老模式的今天，对于大多数省份来说，将会是它们的明天。何况，也不能让几亿老人都住进养老院，即使是北京的4%全国最高，也依然有96%的老人需要通过其他途径来养老。那么，不进养老院，谁来养老呢？

　　桂世勋认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主要养老模式还应该以居家为主，积极引导符合法律法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尽可能提高未来家庭代际结构中“四二二”的比例。

　　对话翟振武：

　　有钱不代表就能养老

　　有儿童医院，为什么没有养老医院？

　　华商报：国家针对养老政策的探索有很多年了，您有没有发现好的模式？

　　翟振武：前几年上海有“以房养老”的模式，但是不主流。也有黑龙江哈尔滨等地区，让56-60岁老人去照顾更大年纪老人，这样的互助养老模式，在我看来都是为了解决养老资金的筹集问题，不能称之为一个健康的模式。

　　华商报：中国人更强调“养儿防老”，这样的家庭养老模式为什么今天就不行了呢？

　　翟振武：与人们的流动性增强有关。现在即使一个老人有几个子女，都很少会在一个城市工作，更何况独生子女？家庭全国化是一个趋势，中国三人以下的家庭占全部家庭的64%，四人及以下家庭占85%，三代同堂已经少见，四世同堂根本就是稀有。

　　华商报：在今天这样的格局下，子女们的养老责任似乎被淡化了，就导致了它的责任也无限大，我们对政府有期待，那么现在它能帮助我们做些什么呢？

　　翟振武：首先政府应该解决养老金缺口的问题，它不应该让民间有过多焦虑。其次，政府应该看到养老不只是钱的问题，有些老人很有钱，但是临终死在家里也没人管，所以我们更欠缺的是一个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比如有儿童医院，为什么没有养老医院呢？

　　以物业公司为单位

　　拓展养老服务

　　华商报：架构这个服务体系，政府的责任边界在哪里？

　　翟振武：政府应该主导和推动这个服务体系的构建，但应该和市场两条腿走路，扶持一批带有公益性质的或者半公益性质的组织和企业，参与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给予一定的市场利润，这样这个行业才有可能发展起来。

　　华商报：如果利润小，没有企业参与进来，该怎么办？

　　翟振武：事实上，我认为政府应该以最快的速度，在5-10年之间完成养老服务体系。

　　华商报：您所说的这个养老服务体系的具体操作模式是什么？

　　翟振武：就是“居家养老”的模式。要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发展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在社区医院的基础上，增加上门医疗和保健服务，或者在原有物业公司的基础上，拓展业务范围，将部分居家养老服务的项目纳入服务范围之中。为了提高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运行效率和效益。组建大型的、跨社区的，甚至跨地区的居家养老服务连锁公司，能做到像麦当劳那样，能做到大规模连锁公司，你的效率就能够提高。

　　华商报：我注意到，您提到了以物业公司为基本单位，为什么呢？

　　翟振武：因为它的覆盖面够大。基本每个小区都有物业，一般的物业公司在两三年内就可以建起来，因为它本来就是为业主提供生活服务的，只要养老服务可以赚钱，比如去给老人做饭，洗衣服能得到报酬，为什么它不做呢？

　　农村养老不容忽视

　　华商报：居家养老的模式，您在不同的场合也都有所呼吁，国内许多学者也都认可，但是政府部门至今没有采纳，问题的症结在哪？翟振武：我认为主要是国家关于养老的战略方向不明确。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呼吁子女尽孝道，出门在外的也要“常回家看看”，没有客观认识子女养老家庭式养老的终结。另外也探索一些社区养老、金钱养老的方式，没有真正理解老人的需求，工作重点是有偏差的。因此，留给我们的时间越来越紧迫了。

　　华商报：那您认为居家养老能真正解决老人们的养老需求吗？

　　翟振武：美国、日本很多国家都是如此，为什么不可以呢？养老主要是体现在四个方面：物质支持、医疗保健、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空巢家庭的老人可以从政府退休金或子女方面获得物质支持，但在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以及日常健康监测保健方面却几乎完全缺失，分离居住使子女们很难在这三个方面提供有效的和长期的帮助，而居家养老模式都可以做到。

　　华商报：在城市或许是可以这样，但是在农村呢，老人数量甚至高于城市，他们拿什么养老？

　　翟振武：首先应该承认，农村养老确实是个大问题，不容忽视。但政府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包括新农保的政策，这些都很好。农村家庭相对来说比城市大一些，亲戚邻里的走动也很常态化，所以目前工作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城市。伴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农民都融入城市了，农村养老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翟振武，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北京市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是全国公认的人口科学的学术带头人之一。

　　■资料链接

　　发达国家（地区）是怎样养老的？

　　英国以社区单位为老人提供服务

　　英国对老年人采取社区照顾的模式。主要特点：由社区对老人的饮食起居进行照顾，打扫卫生，代为购物等，并提供一些物质资源，如一些地方的志愿者为老人免费提供热饭等。除了物质上的满足，英国还规定保健医生上门为老年人看病，并传授长生之道。

　　日本兴建社区老年服务站

　　日本在养老政策方面，最主要的是“介护保险制度”，它要求40岁以上的公民参保，并将老年参保人分为“自立”、“需要援助”和“需要护理”三个类别，分别提供不同的服务。小规模多功能服务站作为“介护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产物，也是日本政府近年来着力推行的养老服务模式。它通过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运营模式，实现了嵌入社区中的就近服务，使养老服务全方位进入家庭，“介护保险政策”得以落地。

　　中国台湾多元化的老年公寓

　　中国台湾一种常见的老年居住建筑是城区综合体形式的老年公寓，主要面向中高收入的老年群体，社工参与是其重要特色。老年公寓多为高层建筑，在一栋建筑中，既有独立、半独立的老年人居住单间或套房，又配套有全面的公共服务，如馆内门诊、健康咨询、会客、棋牌、表演、餐饮、娱乐、美发、视听等内容。运营模式可以采取租赁式、产权式或产权带租式等多种形式。

　　■结束语

　　我们为什么如此关注养老？

　　截至今日，“直击中国式养老”的所有报道就刊发完了。在之前的一个多月里，我们通过《养老院里的黄昏》、《在王府井拾荒，一群人这样活着》、《尝试结伴养老，让老年生活更有质量》、《安魂：一个父亲与早逝独子的“对话”》、《失独者自我寻觅的养老路》以及今天的《传统养老格局逐渐瓦解，谁为老人养老？》这些报道，试图从多个角度去解读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养老问题。结束时，我们似乎还要再重申一下，我们为什么如此关注养老？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老龄化成为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一个“关口”。著名人口问题专家蔡昉警告：中国刚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人口红利三年内即将消失，但老龄化趋势凸显。日本在失去人口红利时已是发达国家，而中国是典型的“未富先老”。

　　北京大学人口问题专家李建新告诉本报记者，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迅速失去人口红利的关键，同时老年人寿命延长，缺乏消费能力却又必须赡养老年人，让中国迅速进入养老困境。

　　首要的难题是养老金的巨大缺口。就在今年6月，“人保部”提出了“延迟退休”的计划，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养老金缺口已达1.83万亿！而这一缺口还将不断增大。

　　没钱了，我们依靠什么来养老？而就在我们为养老金忧虑时，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城市又曝出了养老机构（院）床位不足，甚至至现在排队10年后才有可能求得一铺。

　　而“养儿防老”的家庭传统养老格局正在被打破。李建新坦言，家庭规模和结构变化弱化了家庭养老功能，不仅是“少子化”带来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而且是人口流动牺牲了三代人的幸福，我们有四千万留守老人，这个和流动性有关。

　　在这样的流动性下，传承了2500年（孔子《孝经》）的子女养老格局被打破，孟子提出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孝道理论被颠覆。新中国1949年成立以来，第一批老人已经迫切地需要社会养老制度的支撑，但最好的养老模式是怎样的？我们的父母以及将来的我们，如何安度晚年，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