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1992：周瑞金—改革需重新凝聚共识(图)

　　原标题：温故1992：周瑞金—改革需重新凝聚共识(图)

　　人物简介

　　周瑞金，曾任《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周瑞金联同时任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以“皇甫平”为名撰写《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等四篇评论文章，针对时弊，力撑改革开放，引发了一场影响国内外的思想交锋。这场争论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告终。随后，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位于上海番禺路上的一家咖啡馆，是周瑞金近几年发声的地方之一，他和媒体记者的约访一般都在这里。这个曾在改革的关键时期因组织撰写“皇甫平”系列评论引发关于市场经济大讨论而被世人熟知的老报人退而不休，即使在步入古稀之年后，仍然在各种场合为中国的改革摇旗呐喊。9月13日，在上海的绵绵秋雨中，在熟悉的咖啡馆里，周瑞金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畅谈他对中国改革的看法。

　　谈及昔日的“皇甫平”系列评论，他习惯性地轻呷一口浓郁的普洱茶，不愠不火地回忆着，“当时面临的是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的意识形态之争，是改革要继续前进还是往后退的问题。”但当谈到自己设计的改革路线图时 ，他的声调一下子提了起来，双手兴奋地比划着，兴致高时，啪的一拍桌子，好像他一个人说了算，整个国家的改革都会照他设想的进行似的。

　　在这位老人看来，如今的中国改革需要重新凝聚共识。

　　讨论是因改革步入困境

　　记者：从1991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一开始，您组织以笔名“皇甫平”陆续发表了《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系列评论文章，成为当时推进改革的舆论先导力量。近年来，人民日报也经常会发表呼吁继续深化改革的评论，这些举动一般都被认为是党中央释放的改革积极信号。一般来说，党报发表这些有重大影响的评论都有什么样的特殊背景？

　　周瑞金：无论是1991年的“皇甫平”系列评论还是今天关于深化改革的评论都跟改革走入困境有关，只不过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担心改革往后走，而今天已经不再担心改革往后走，而是担心改革停滞不前。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社会主义的多事之秋。中国发生学潮、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前苏联解体，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一些人总结“苏东波”的教训，说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还有人提出，要加强反对和平演变的教育和斗争。

　　党内有一群人认为，和平演变最严重、最危险的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制改革试点、引进外资等涉及经济领域的改革，要问一问这些举措“姓社还是姓资”。本来1991年要成为改革开放之年，结果变成有关改革开放的思想交锋之年，很多人主张废除经济领域的改革，试图让改革往后倒退。中国的改革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决定要为改革呼喊，宣传小平同志市场经济改革的最新思想，于是就有了“皇甫平”系列评论的面世。

　　而今天，已经不涉及改革往前走还是往后走的问题，而是担心改革停滞不前。经过 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的市场经济刚刚走在半路，处于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状态，由此造成了行政力量对于微观经济干涉过多，由此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政府太强，社会太弱，市场被扭曲了。

　　记者：从第一篇在读者中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到第三篇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您在发表每一篇评论后的心情有什么不同？特别是第三篇发表后引发的巨大争论，当时您有没有想到一篇评论能引发如此大的影响？

　　周瑞金：当时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的，文章发表后肯定会有反对意见的，但没有想到反对声音这么大。我们其实是在传达邓小平1991年在上海的谈话精神。邓小平当时讲到，不要把计划和市场当成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两者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而不是区别制度的根本。

　　而对于引发巨大争议的第三篇《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文中主要是以浦东为例，强调不要受“姓社姓资”的束缚，“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姓资’的政论，那只能坐失良机”，因为浦东采取了设立保税区的措施，这跟当时的几个经济特区都不一样，相当于“社会主义香港”。这篇文章之所以引发争议主要是其中关于“姓社姓资”的讨论，因为强调改革开放不要问“姓社姓资”，触犯了很多人。

　　也有让我们感到欣慰的。相比于很多媒体的大肆批判，经济学界传来的却是肯定的声音。1991年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座谈会，吴敬琏等经济学家针对“姓社姓资”这一问题表态，表示对批判者的“高见”不敢苟同。

　　当时本来要写第五篇的，告诉他们，改革开放不是“姓资而是姓社”，但因为有关领导的关照，我们决定不再参与讨论。

　　记者：从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到1991年前后“皇甫平”系列评论所引发的改革开放讨论，中国改革的每一次重大突破似乎都要从思想转变上入手？

　　周瑞金：在中国的每一次改革中，舆论先导力量都非常重要，起着解放思想、凝聚共识的作用。而且几乎每一次大讨论后，都能带来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进而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

　　第一次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的是领袖崇拜的教条主义错误，带来了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平反、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等。第二次邓小平南巡讲话，冲破了对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讨论，摆脱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

　　的束缚。这次讨论后，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实际上，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这也是一次思想大转变，不过更多还是对邓小平南巡讲话改革的延续和深化。

　　中国改革走到今天，面对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每往前推进一步都更加艰难。这个时候，需要我们重新凝聚共识，把改革一步步往前推进。

　　从增量改革到存量改革

　　记者：在总结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时，我们常说，是过去改革开放30年的努力，笼统地说改革开放30年似乎并不妥，从上世纪80年代到1992年前后和从1992年前后到现在，经济增长的动力似乎也有所不同？您如何看待这种细分？两个时间段的中国经济有那些不同之处？

　　周瑞金：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一种增量改革，主要是体制外的改革，比如允许民营经济发展、允许引进外资等，这些改革跟体制内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没有人吃亏，大家都能得到利益。

　　但进入1992年之后的改革，就是一种存量改革，它触及到了体制内的利益。因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土地要素市场化等措施一方面推动了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大量的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在存量改革中 ，有既得利益者，也有利益受损者。

　　实际上，如果细化一下，还有第三个阶段，2001年加入WTO 以后，中国各个部门清理废除了上千条法律法规。另外，在关于透明度的承诺上，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了改革，这些措施都进一步深化了改革，可以说是通过开放倒逼改革。

　　记者：1992年十四大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上下发生了许多的改变，无论是体制方面还是意识形态方面，哪些改变是您喜于看到的？哪些改变又是您不太满意的？

　　周瑞金：1994年，中央一口气推出财税制度、金融体制、投资体制、企业制度 、住房制度 、物价体制六个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也一举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

　　但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相关改革出现了一些波折。比如国有企业改革，1994年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主要从中小企业入手，改革之后企业的活力一下子释放出来了。原本设想下个十年从大型国企入手进行改革，但这些国有大型企业不但没有改革，反而变得更强更大，与民争利。可以说因为改革不彻底，造成了一环扣一环的社会民生问题，这是比较遗憾的。

　　记者：当年的改革浪潮中，一个不能不谈的现象就是党政干部“下海”，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周瑞金：大批官员“下海”，这说明体制外的活力更大一点，大量的人才都感觉自己能在市场中发挥出自己的能量，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今天的年轻人似乎更愿意往体制内跑，这说明民营企业的发展很难，创造社会财富的热情大大降低了。这说明改革到今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远不彻底，政府过于强势，使得许多人都往政府里跑，追求安逸的生活，政府之外的活力被压抑了。

　　既有问题靠深化改革解决

　　记者：近二十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乃至近七八年的高速增长，出现了巨大的成绩与巨大的问题赛跑的现象。在过往改革提供的制度红利消耗殆尽后，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以前被高速增长所忽略的各种矛盾开始凸显，关于市场化改革的争论也越来越多。您如何看待由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巨大增长与巨大问题赛跑的现象？

　　周瑞金：高速增长必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实际上，社会转型期面临的各种矛盾是一种必然，我把当前社会转型期面临的问题总结为了四个方面：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危险趋势；二是包括教育、医疗 、住房等在内的民生问题凸显；三是发展方式粗放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四是包括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在内的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

　　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也使得民众的怨恨情绪日益增长 ，社会群体事件日益增加，但我们发现，这些社会群体事件没有一件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绝大多数是因为利益纠纷而引起的。这些问题并不能说明改革是错误的，反而恰恰说明市场化改革仍不够彻底，必须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如果停滞不前，将会引发更多社会问题。

　　记者：您前面提到的国企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其实无论政府还是学者，都意识到减少政府干预才是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您如何看待当前非公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周瑞金：这几年退休后，我在一家国有企业和一家民营企业担任独立董事。以前看中国经济都是在宏观上，现在开始在微观面上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经济，民营企业无论是在科技创新还是在发展活力上都比国有企业强，但为什么现在人们一提到民营企业，想到的总是困难呢。

　　比如，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讲，民营资本可以参与到铁路、石油、电信等垄断领域中 ，“非公经济新 36条”的实施细则也陆续发布，可以说民营资本进军垄断领域有了法理依据，但就是进不去，这就是所谓的“玻璃门”，看着什么都好，就是进不去。

　　我想，最主要的还是政府管得太宽太强势了，国有企业太强大了，民营资本面临的不是在一个充分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竞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来完成。

　　记者：政府太强势，经济领域内国有企业越来越强，民营企业举步维艰，这些也都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造成的。

　　周瑞金：对，我们在改革之后没有驾驭好公权力，资本靠市场机制做大，特殊利益集团形成了，现在这些特殊利益集团成了阻挠改革的力量。

　　与上个世纪关于市场经济是“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之争相比，现在的争论已经跳出了意识形态的范畴。也就是说，就算是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也意识到，改革是没办法走回头路的，如果走回头路，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也要受损，至少在这一点是双方是达成共识的。

　　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特殊利益集团要求维护当前这种局面，而改革者则要求进行彻底化的市场改革。从这一方面讲，政府是否敢于割舍和利益集团的关系，成为今天思想转变的重要突破口。

　　政治体制改革要放最后

　　记者：您在2006年1月25日再次以“皇甫平”的名义组织发表了《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停滞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桎梏，下一轮市场深化改革是否要以此为突破口？

　　周瑞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立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必定涉及法律制度的完善、土地制度和国有垄断企业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等，这都是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按照我的改革路线图，中国的全面改革需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其中文化体制改革贯穿始终。2004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为标志，宣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确立，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深化 、完善，第一阶段的改革目标基本达到。

　　现在我们开始进入社会体制改革阶段。这个新阶段，我们可能需要花大约15年到20年左右时间，如果从“十二五”规划算起，大约用两个多的五年规划，到2021年建党100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到时再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记者：按照您的设想，政治体制改革要放到最后。但是邓小平提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行不通。

　　周瑞金：政治体制改革放在最后并不代表在这个过程中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时候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改革都是相互进行的。以过去30年为例，我们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很多，但政治方面也有进步，比如干部退休制度，比如政府换届。还有这些年，新媒体成为推动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比如最近热炒的手表门事件。再比如什邡事件、启东事件、乌坎事件等，政府所作出的让步。

　　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政府在努力，我们现在要做的社会管理创新、培育公民社会等一系列社会改革，都是为将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做准备。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一步步地推动。

　　记者：那么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周瑞金：社会体制改革首先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教育、住房、医疗等民生问题，这是最基本的。

　　但最重要的则是要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政府越强大，老百姓对其依赖性就越强，遇到问题时解决起来就越困难。以2008年南方冰冻灾害为例，当时的冰冻把电线都冻住了，导致停电。实际上，本来这种事情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 ，自己清理了也就完了，但政府的强大使得百姓都依赖政府，等着政府来处理。

　　但如果我们政府小一点，社会组织强大一点，再遇到这种问题时，很可能老百姓就自己解决了。现在广东进行的社会体制改革就很好，要一步步地放权，减少政府对各项事务的干预，培育发达的社会组织和成熟的公民社会。

　　所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就是中国的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为政治体制改革打好基础 。

　　记者：您对中国的改革似乎充满了信心。

　　周瑞金：对，改革大势不可逆转，关键是改革要学会妥协，不能老想着政治体制改革一步就到位了。

　　文/图记者 李杨（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编辑: 林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