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棘手国际问题上，摆在当事者面前的手段有三：谈判、制裁、战争。如何用好三种手段，是国际关系的技巧问题，也是各国利益交融和妥协的结果。伊核问题的解决为我们提供了良证，即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有妥协才能达成最后全面计划。

1月26日至27日，美国外交掌门人克里又来华了，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会谈并召开了记者会，会见了国务委员杨洁篪，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大会堂接见了克里一行。

新年伊始，美国国务卿访华，彰显美国对两国关系的关切，也体现出中国对中美关系的重视。从会谈情况看，双方着力于中美两国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也关切地区事务，特别是朝鲜前不久进行的核试验。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后，各方反应如前。美国派出B-52轰炸机，低空掠过朝鲜半岛。美韩宣布将提前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航母战斗群赶往朝鲜半岛。美国还宣布向韩国派出最精锐的第一骑兵师第一旅4500人……韩国非常清楚，美国不这样做，连韩国股市都会下跌。韩国总统朴槿惠称，正考虑引进美国的“萨德”导弹体系。反过来，朝鲜似乎已熟练掌握美韩惯用手段，以更强硬词语来回应美韩。

克里此行访华主谈朝核，还因中国的角色独特。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又把目光转向中国，认为只要中国断掉援朝粮食、燃料，朝鲜就会就范，就会弃核。不知这种论调是真心而起，还是意在对华施压。实际上，这种主张不合逻辑，低估了朝鲜自力更生的能力。这么多年，国际社会对朝鲜拥有核武器的行为至少有三个战略低估。首先，对朝鲜拥有核技术能力的低估。2006年10月朝鲜进行首次核试前，国际社会，甚至权威机构和专家都认为，朝鲜不可能造出核武器。当时，朝方向有关国家专家出示过一块拳头大的金属钚，但即使这样，国际社会也不愿承认其核能力。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朝鲜就非常重视核能力发展，今天有数千名核物理学家和工程人员在从事核研究工作。核材料的获取能力也同样被轻视。朝鲜拥有铀矿资源，加上宁边反应堆，权威人士曾认为，到2006年，朝鲜至少拥有35公斤武器级核材料。

二，对朝鲜拥核政治决心的低估。金日成曾说过，朝鲜不寻求核武器，但回头看朝鲜拥核政策变化和现有核技术水平，人们不难发现，发展核能计划是在金日成时代确定下来，包括送大批年轻人到苏联学核物理。冷战结束，东北亚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要确保自己政权存在，金正日加快拥核步伐。国际社会对利比亚和伊拉克的武装干涉进一步坚定朝鲜拥核的政治决心。金正恩执政后完全铁了心，要让朝鲜走核武装道路。

三，对朝鲜拥核危险性的低估。朝鲜总体工业基础薄弱、相关技术水平有限，但勒紧腰造核武器。其危险性至少有二：一是核武器。朝鲜宣称进行氢弹试验，不单是追求核弹当量，而是核弹小型化，这是朝鲜实现核武器实战化的重要一步，即把核弹头装到运载工具上。朝鲜一天不放弃拥核决心，其进行新一轮核试验的可能性就必然存在。二是核安全。任何福岛式核电事故都会对周边国家将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朝鲜如何保证核设施安全和放射性材料安全，这对国际社会是个未知。因此，朝核威胁是直接和真实的，不但是对国际防扩散体制的挑战，也是对地区安全的挑战。

在处理棘手国际问题上，摆在当事者面前的手段有三：谈判、制裁、战争。如何用好三种手段，是国际关系的技巧问题，也是各国利益交融和妥协的结果。伊核问题的解决为我们提供了良证，即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有妥协才能达成最后全面计划。克里来华，要谈朝核问题、谈合作，但必须看是各自是否有合作的基础。前提已在，即现面对的是个直接和现实威胁，这是中国和美国不能回避的问题。那样的话，克里来华的任务不应是一味敦促中国加强对朝制裁，而是要借鉴历史，寻求更多合作。（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尽管从中美韩三方的辐射监测数据看，朝鲜所声称的“氢弹”试验言过其实。但朝鲜第四次核试验所引发的破坏性效应正在显现，这一地区的全体成员都无法完全摆脱朝核试验广泛负面影响，东北亚也由此进入“焦灼状态”。

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发生后，中韩国防部长热线不通，中韩两国在对朝制裁力度上的不同意见，中国对朴槿惠提出的“五方会谈”的冷淡回应以及韩国暴露出的引入萨德和拥核动向，都对中韩战略伙伴关系造成危害。朝核试验后，中韩在制裁力度上仍存在一定“温差”：韩国力促对朝惩罚性制裁。中国则主张采取适当制裁。“适当制裁”言外之意，就是要对不断犯错的朝鲜施压，但也不能将其逼到悬崖尽头，应引导其走到谈判桌前。

其次，日韩借此走近，美日韩三角同盟呼之欲出，虽然其名为遏制朝鲜，但实则能对中国战略安全产生危害。朝鲜核试验后，韩日两国展开密切磋商。朴槿惠很快接到安倍的电话，双方商定通过密切合作推动安理会尽快制定强有力对朝制裁方案。1月22日，安倍发表施政演讲，表示“韩国是与日本拥有共同战略利益的最重要邻国，将构建两国新时代的合作关系”。日韩关系的持续走近，显然为美国所乐见。中国如无法满足韩国的对朝制裁期待的话，就有可能将朴槿惠政府推向韩美日三角互助体系。

再次，中美两国互相指责，均认为对方是朝鲜此次核试的责任者，影响中美互信。美方称，朝鲜的“氢弹试验”宣布了中国对朝政策的失败，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敦促中国改变对朝政策。对于美方论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强调“半岛核问题的由来和症结不在中国”。此外，美国已非正式地向韩国方面表示，希望在韩国部署对中国也构成威胁的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对中俄来说，感到最为不快的就是朝鲜的行动会被美国及其盟友积极利用来加大在远东军事准备和部署反导系统。现在，美国人的战略轰炸机可以在朝鲜半岛上空巡逻，核动力航母也会更加频繁地驶入韩国港口，这实际也违反了朝鲜和韩国之间的无核化共同宣言。

面对上述不利影响，中方可以尝试以下作为，以及时有效地应对朝核问题：

保证沟通渠道的畅通。应保证中韩国防部长热线的畅通。中方应向韩国说明：中国并非解决朝核问题的万能钥匙。此外，应维护中朝重大军事行动事前通报制度，须向朝鲜明示，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尤其是进行核试验前，必须向中国进行事前通报；

应表明中方坚决反对韩国引入“萨德”反导系统。对朝鲜此次核试施应施以惩戒性制裁，但鉴于朝鲜目前缺粮现实，不应贸然中断粮援，可以在能源援助上进行政策调整。毕竟，朝鲜不乱是中韩两国共同利益，朝鲜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国家，拥有近110万正规军。如果朝鲜失控，这些军队将会造成比叙利亚难民更严重的问题。中国可以减少援助但不能中断援助，需保证朝鲜不发生内乱的最低援助限度。据联合国报告，朝鲜今年缺粮120万吨。如对朝采取更严厉制裁，可能会引发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

在与美国沟通过程中，应向美国言明，中美两国在朝核问题上负有“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中美两国都有责任，但美国的责任更大。中美两国相互指责不仅不能解决朝核问题，相反还会伤害彼此的合作与互信。美中应在在制裁朝鲜的问题上携手合作，关注朝方诉求，持续与朝鲜进行双边或多边会谈，促进朝美关系正常化。也需要向美国指出，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在朝鲜半岛上空巡逻、核动力航母驶入韩国港口，这违反了朝韩无核化共同宣言，美韩日也违反了核不扩散机制。

中国与朝核问题利益攸关方应本着善意和务实解决问题的导向，积极主动地进行接触与合作，在制裁力度上寻找“交集”，弥合“温差”，共同促进朝核问题的最终解决。

2月4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成员国在新西兰正式签署协议。这项协议在12个国家、8亿人口、占世界经济40%的区域内，要求逐渐减少或者免除成百上千种商品和服务的关税，确定关于电影、医药和网络的知识产权，以及为参与国的环境保护和劳工权益打造新标准，同时创立了一个新的纠纷处理机制。简要地说，它是一个旨在促进地区贸易的新经济规则，但其中并无中国。

事实上，TPP本身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从目前的体量看，尽管参与国GDP占全球经济总量达40%，贸易总额也约占全球贸易总额1/3，但其中仅美日两国GDP就达到全球经济总量29%左右。仅就体量而言，把中国排除在外的贸易协定绝对不可能是什么经济考量。

越南视加入TPP为经济发展重大契机，其指望该协议签订后，2020年前，作为越南主要出口产业的纺织业将能完成出口250亿美元的目标。而笔者最近见到的数字是，“海上丝绸之路”及其相配套的海博会启动以来，中国广东仅东莞一市对外出口额在2015年的前8个月就达了266亿美元。因此，这早已不再是东南亚国家仅靠廉价劳动力就能抢夺中国制造业饭碗的时代。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面对TPP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关键在于，TPP瞄准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

TPP宣称自己是一套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体系，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然而它这个“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体系”，却与当年的WTO有着本质的不同。一句话概括，WTO是一个相对真诚的自由竞争规则，而TPP名义上打着自由贸易规则的旗号，实质上却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物。

这一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一篇文章中称：TPP协议将通过一系列看起来晦涩难解的规则变动——例如“专利联系”、“数据专属性”和“生物制剂”——来操控未来的制药贸易。结果是，制药公司将会被允许扩大，甚至是无限期地扩大他们在专利药品上的垄断权，将廉价的非专利药物赶出市场。类似的情况也会出现在烟草行业。

更严肃的问题还在后面：TPP协议推动者鼓吹建立ISDS机制，称在缺乏法治和可靠法院的地区，有必要建立起超国家主权的司法体系保护跨国公司财产权。然而，“缺乏法治和可靠法院”很可能是个借口，因为在与欧盟的泛大西洋贸易投资合作伙伴关系(TTIP)中，美国正在寻求建立一个同样的机制，而欧洲法律和司法制度的质量方面几乎不存在问题。

用一句粗鄙之语来说，这就有点鸦片战争的意思了，只不过它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战争的内容不再是具体利益而是抽象规则，战争的手段不再是坚船利炮而是价值观的传播。

所以美国人把TPP的目标放在环太平洋这12个国家，一方面，这12个国家都有一定的理由要靠近美国，另一方面，这12个国家也可以在这个略有些封闭的、保护主义的系统里面扮演自己的角色，比如越南、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这些是农业和低端制造业，智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矿业/畜牧业，美国、加拿大、日本是高端制造业和工业，新加坡是服务业，文莱是资源，大家各司其职，各安其所，内部足够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循环圈。

如果劳动力、资本和产品真的在这个自给自足的循环圈内流动起来了，那么以之为蓝图形成一整套内部治理规则，包括各种市场监管法律，那都是可能的。此外，美国在软实力(学术研究能力、教育能力、媒体宣传与文化产品制作能力等)方面依然处在世界龙头地位，而软实力的最终表现就是制订规则。因此，TPP并不计在眼下而是计在长远，并不纠结于一时一地刺激经济增长，而在于在自己有主导权的小圈子里，在其余的11个国家中，培养一批对美式规则、美式价值观和美国利益更亲善的精英管理人才，乃至一整个亲美的社会阶级。

从地图上看，南海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都处在“一带一路”和TPP的重叠地带，中美两国不约而同作出了这个战略安排，原因是南海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很可能成为世界上下一个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

十二国代表虽然已经签署了TPP，但中国依然可以推进双边自贸区的谈判建设，对冲其影响。但归根结底，决定这一博弈最终走向的，不是外力而是内因，不是别人的合作意愿，而是我们自己的内功是否扎实。

TPP固然有美国稳固自己霸权的一面，但这份协议里对政府工作透明度的要求，对“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要求，客观上确实有利于深化市场竞争，提高生产效率，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TPP用一整套促进经贸的协定、一整套提升法治水平的措施和一整套更加符合自由竞争精神的价值观吸引着我们在南海的邻居，“海上丝绸之路”要想受到沿线国家欢迎，也应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东南亚各国法学家们已经坐下来跟中国学者们一道讨论统一区域商法的可能性，笔者也希望能与我们的邻居一同制订规则。所有能够被大家接受的规则，归根结底是因为它是道义的规则，是对大家都有利的规则，所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有人说，人类的地缘政治史就是一部大象(大陆国家)与鲸(海洋国家)搏斗的历史。而印度既不是大象也不是鲸，这个雄踞南亚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倒是更像一条鳄鱼：它的头部伸进印度洋，身体和尾巴则盘踞在印度次大陆。从地缘上看，印度在东、西、南三个方向呈尖刀形朝南直插印度洋，使其海上兵力向远洋活动的航程大大缩短，为其控制印度洋提供绝佳的地理优势。

英国殖民印度的长久岁月为其打上深深的日不落帝国烙印。对海洋霸权的追求就是这种烙印的深刻体现。在冷战结束后，这种追求显得更为强烈，主要体现在印度海军建设思想方面。冷战后，印度海军战略和建设的核心思想在于：应从近海防御和区域威慑思想转向远洋进攻战略，通过重点发展战略核潜艇和航空母舰来建立可靠的海基核威慑能力；在控制整个印度洋的基础上，逐步将印度的战略利益延伸至西起波斯湾、东至南中国海、南抵非洲的广大海域。

在上述战略信条的指引下，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区分为核心利益区和次要利益区。核心利益区包括：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主要包括印度的专属经济区、岛屿和岛屿延伸；进出印度洋的战略要点，主要包括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和好望角；印度洋上的岛屿国家；作为印度石油供给主要来源的波斯湾；穿越印度洋的主要国际海洋运输通道。

而印度所谓的次要利益区则涉及印度洋南部地区；红海；南中国海以及太平洋东部地区。虽是“次要利益区”，但印度近年来的“东进”却十分积极。近年来，印度加大对“东向政策”落实力度。2006年初，印度开始与东盟谈判建立自贸区，并于2009年签订协议。与此同时，印度与东南亚关系开始超越经贸合作范畴，与新加坡和越南的关系尤为典型。2004年，印度同意新加坡提出的在印度举行军演的要求，并派出战机与新加坡空军联合军演，这是印度战机首次进入东南亚执行军事任务。2003年，印度与越南启动高级别“2+2”磋商，2007年，两国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5年，越南宣布印度可使用金兰湾军事基地，而就不久前，印度还宣布在越南建立卫星接收站，共享南海及中国的情报……印度与越南的军事交流正越来越密切。

然而，印度进入南海还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首先是地缘因素。如前所述，印度是个陆海复合型国家。这类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在陆地和海洋两个方面都面临安全威胁，如果两个拳头都伸出去打人，结局恐怕不妙。印度在陆地边界上不仅面临着宿敌巴基斯坦，还有一个占据地利、国力和军力优势的中国。其次是军事因素。印度进入南海，所依赖的无非是远洋海军，可大型水面战舰一旦进入南海就进入了中国空中力量打击范围。潜艇虽隐蔽性强，可印度潜艇部队的战斗力并不被看好，不仅16艘常规潜艇的家底比起中国海军很寒酸，其还曾在短短半年内连续3次发生严重事故。但与之对比的是近年来中国海军反潜战能力快速提高。“高新-6”号研制成功使中国终于拥有固定翼反潜飞机这一反潜利器，南沙岛礁建设使中国具有在南海有效遂行反潜作战的基础。由于都装备了“基洛”级潜艇，中国海军大概很乐意将印度潜艇作为提高反潜技战术水准的陪练。

印度实施“东向政策”进入南海的决心不可谓不坚决，也得到了美国甚至是日本的支持，表面上看前景比较乐观。然而受到地缘及军事因素的严重制约，其在南海很难有多大作为。有鉴于此，未来的印度在南海博弈大棋局上作为棋子而不是棋手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上月14日，印尼首都雅加达发生系列爆炸和枪击事件，打破了这个东南亚大都市的平静。事件至少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7人死亡，20人受伤。印尼当局将事件定性为恐怖事件。出人意料的是，袭击发生后仅几个小时，盘踞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即宣布对事件负责。印尼历史上曾饱受恐怖袭击，但由“伊斯兰国”制造的事端，这还是第一次。

印尼当局已锁定事件幕后主使为一个名叫巴荣•纳伊姆的印尼人。他加入“伊斯兰国”已有很长时间，目前身在叙利亚的他指挥了此次袭击。印尼方面还没有披露具体实施袭击者的具体国籍身份，尚难确定肇事者是“伊斯兰国”直接派遣的恐怖分子，还是受极端思想蛊惑的印尼本土极端组织，亦或两部分人员都有。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此次事件必然会将印尼乃至整个东南亚面临的反恐压力推向新高度，尤其是事件直指“伊斯兰国”。这一已取代“基地”成为世界最大恐怖毒瘤的恐怖主义势力选择在雅加达制造恐怖袭击事件绝非偶然。

印尼2.5亿多人口中有87%信奉伊斯兰教，这使印尼超过任何中东国家，拥有全球最大的穆斯林人口。伊斯兰教在印尼扎根已有数百年，由于特殊的地缘和历史原因，印尼伊斯兰教本土色彩浓厚，穆斯林整体崇尚包容和平。尽管如此，印尼历史上曾出现严重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相较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印尼社会滋生或接受外来输入极端伊斯兰思想的可能性都更大。近年来，印尼经济表现出色，成长为重要的新兴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但同所有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印尼也面临着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就业问题，这为该国部分青年人接受极端思想提供了社会土壤。据外媒估计，有不少印尼人奔赴“伊斯兰国”参加战斗，巴荣•纳伊姆只是其中一个。

印尼也是著名的“千岛之国”，这一特殊的国土状态为印尼中央政府有力管辖全境带来一定难度，也为非法武装组织产生和存在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条件。印尼经历了漫长殖民历史，独立后曾出现形形色色追求分离主义或反中央政府的非法武装组织，他们大多接受极端思想，图谋以恐怖袭击的方式来实现政治诉求，给印尼安全带来严重威胁。2002年至2005年，印尼连续发生第一次巴厘岛爆炸、雅加达万豪酒店爆炸、澳大利亚驻印尼使馆爆炸、第二次巴厘岛爆炸等重大恐袭事件。近几年，印尼政府采取坚决措施反恐，先后击毙和逮捕一批恐怖分子，安全形势有所好转。尽管如此，印尼本土恐怖组织并未销声匿迹，而是选择与国际恐怖主义合流，尤其是效忠基地组织或伊斯兰国以积蓄力量、壮大声势。

印尼是东南亚最大国家和经济体，雅加达是东南亚最大城市，也是东盟秘书处所在地。从过去10年印尼遭受恐袭案例不难看出，印尼恐怖分子喜欢选择外国人和外国机构作为袭击目标。此次袭击也不例外，恐怖分子的目标处于雅加达闹市区，包含了联合国驻印尼办事处、星巴克咖啡店等。这一方面是为扩大国际影响，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印尼经济对外国投资和旅游业依赖程度较高，袭击这些目标可以吓阻外国投资者和游客，伤及印尼经济。

值得警惕的趋势在于，东南亚国家中反恐警戒提升的不只是印尼。据外媒报道，俄罗斯上月向泰国政府通报称有10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成员已从叙利亚潜入泰国，目的地是曼谷、芭提雅和普吉等旅游热点地区。菲律宾四个极端组织也已联合起来并宣布在棉兰老岛设立“伊斯兰国”“哈里发”的一个省。东南亚四大国家——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来自极端势力的安全威胁，这给“伊斯兰国”“东进”、“纳徒”提供了有利条件。某种意义上看，通过直接派遣、接纳效忠组织、洗脑当地激进青年等方式，伊斯兰国已将自身势力渗透至东南亚腹地，使本地区反恐形势面临严峻挑战。这一态势无疑对于东南亚最大邻国——中国也是一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