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政治家还在台上的时候，是很难盘点其功过是非的。但是，也许现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是个例外。如果不出意外，他的首相任期将要持续到2020年，但现在就可以确定，在未来的英国政治史中，卡梅伦在任期间英国举行的两次全民公投肯定会载入其中。

第一次是2014年9月18日举行的苏格兰独立公投，第二次则是即将于2016年6月23日举行的决定英国是否脱离欧盟的全民公投。这两次公投对英国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第一次公投的结果事关英国是否分裂，第二次公投将决定英国是否要离开欧盟。卡梅伦在苏格兰独立公投中的运气很好，55%的苏格兰人反对分离，这不仅避免了英国分裂，而且暂时压制了苏格兰的分离主义势力。那么，这种好运气能否让卡梅伦再次涉险过关，复制苏格兰独立公投“以攻为守”的模式，通过公投增强英国留在欧盟中的合法性呢？答案还要过几月才能知道。

对卡梅伦来说，脱欧公投其实是一场不能输的豪赌。他应该比谁都清楚，英国退出欧盟会有多大的麻烦：英国不仅将失去欧洲统一市场的各种便利和优惠，而且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会受到严重损害；更麻烦的是，由于苏格兰地区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力量较强，而英格兰地区脱离欧盟的呼声较高；这样，如果公投的结果是要让英国退出欧盟的话，那么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分歧将会进一步加大，从而增强英国最终走向分裂的可能性。对于目前执政的保守党和卡梅伦本人而言，英国脱欧将是一场严重的政治灾难。

那么，卡梅伦又为什么非要赌这一把呢？原因出在英国的国内政治上。历史上，英国长期游离于欧洲之外，自诩为“光荣孤立”。1973加入欧共体后，英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始终表现得别别扭扭。欧盟建成后，英国拒绝加入欧元区和申根协定，实际上是自己选择止步于欧盟建成以前的“共同市场”时代。在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里，始终存在着很强的“疑欧主义”势力，使他不能不予以重视。另外，与1993年欧盟诞生同时，英国成立了以要求英国脱离欧盟为宗旨的“英国独立党”。在2014年5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独立党竟然成为英国在欧洲议会中人数最多的政党，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结果反映了英国公众强烈的疑欧情绪，英国政府必须做出回应，否则就难免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失分。

为应对国内日益强烈的疑欧情绪，卡梅伦想到的办法就是再来一次全民公投。2013年，卡梅伦提出，如果在2015年议会选举中获胜，就将于2017年举行决定英国是否留在欧盟的全民公投，以此争取疑欧选民在大选中的支持。因此，2015年当选后，卡梅伦不能说话不算数。问题是，随着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持续发酵，英国公众的疑欧情绪不断增强。2015年9月英国《星期日邮报》进行的民调显示，43%的受访者称他们将投票支持脱离欧盟，另有17%的人表示还没拿定主意。这是英国民调中首次出现支持退出欧盟的意见占上风的情况，如果真拖到2017年进行公投的话，结果还真的难以预料了。

在这种情况下，对卡梅伦政府而言，把全民公投的时间尽量提前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另外，卡梅伦一直强调，英国举行脱欧公投的目的是要推动欧盟改革，更好地维护英国国家利益。2015年11月，卡梅伦正式要求欧盟在移民、主权、经济治理、竞争力等领域中进行改革，给予英国更加特殊的地位。显然，如果得到欧盟的支持，卡梅伦就可以更好地说服英国公众同意留在欧盟。2016年2月19日，欧盟首脑会议就英国和欧盟关系达成协议，对卡梅伦的改革诉求悉数给予积极回应。2月20日，卡梅伦宣布6月23日就要举行公投，英国政府呼吁选民支持英国留在欧盟。因此可以说，这次欧盟是在配合卡梅伦应对英国国内的疑欧势力，使欧洲一体化不至于因为英国退出而发生严重倒退。但效果如何，则还有待观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近日，美古双方均证实，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3月下旬访问古巴。这是继双方互设使馆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又一标志性事件，也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在任总统首次访古，深具历史意义。对于任期只剩不到一年的奥巴马而言，这一“破冰之旅”自然是留下政治遗产的好机会。对于古巴来说，选择拥抱美国，又意味着什么呢？

从经济层面看，古巴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巩固古美关系正常化成果，要求美国解除对古巴封锁，最终打碎美国强加的发展枷锁。古巴自然禀赋好，阳光充足、土地肥沃、热带作物丰富。在古巴领导层和普通民众看来，古巴经济发展的“唯一障碍”就是美国的封锁。据西方智库统计，超过半个世纪的经济封锁已使古巴损失1万亿美元，这对一个人口仅一千多万的小国来说近乎难以承受之重。古巴希望借奥巴马此访，推动美国国会尽快通过解除对古巴制裁的议案，使古巴作为国际社会正常一员参与国际经济活动。

可以预见，一旦美国经济封锁取消，古巴的发展环境将大幅改善：没有了贸易禁运和金融限制，美国企业的投资将源源不断涌入，古巴将获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展融资支持。美国国民可自由前往古巴，推高古巴经济高度依赖的旅游业。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去年美古贸易总额达到43亿美元，比2014年增加了30%。可以想见，解除经济封锁后，古巴的经济潜力将得到全面释放。

从政治层面看，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有助于古巴实现政权平稳过渡。奥巴马这次访问的时期，颇为耐人寻味。不久前，已是耄耋之年的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再次传出退意。与此相对应，古巴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今年4月举行。外界多有猜测劳尔可能在此次大会上卸任古共中央第一书记，他的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本应到2018年届满，提前卸任可能性也较大。这预示着古巴的权力交接过程将在未来不久展开。

近几十年来，美国从未放弃颠覆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甚至多次企图暗杀古巴领导人。随着卡斯特罗兄弟走下前台，古巴未来政局走向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变量。实现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可以尽量减少美国对古巴领导层换届的干扰和破坏，为古巴政局平稳过渡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古巴美国的复交，意味着上世纪冷战格局的残存坚冰又融解了一块。而古巴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努力可圈可点。

纵观国际关系史，身处大国旁边的弱小国家，如要获得生存与发展，必须妥善处理与相邻大国的关系。追随会丧失自主，但对抗一定意味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和高昂的安全代价。这考验着小国领导人的智慧。格鲁吉亚、乌克兰处理对俄罗斯关系，就是前车之鉴。

近些年来，古巴的对美外交围绕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目标，更讲求策略。一方面与美国的西方盟友欧盟、日本等积极开展合作、发展关系并借助其劝导美国放弃制裁。近一年多来，法国和古巴领导人实现了互访，欧盟、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外长都访问了古巴。奥朗德还不忘帮忙“说情”，称美国的制裁是“冷战残余”。亲自促成了美古关系解冻的罗马教皇在哈瓦那街头做弥撒之余也呼吁美国改善与古巴的关系。

另一方面，古巴也频繁积极借助国际舞台谴责美国的无理制裁，宣扬悲情意识，博得广泛国际同情。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通过决议，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的封锁。近年来追随美国对决议投反对票的国家越来越少，到2015年只有以色列一国。美国的后院——拉美国家更是普遍反对美国制裁古巴，反对美国将古巴排除在美洲国家组织之外。

综合来看，相比哥哥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更低调务实，富有长远战略眼光，与美关系正常化无疑是其任内的最大政绩。联系到在远隔万里的太平洋西岸，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朝鲜正挥舞核武和火箭谋求自身安全，古巴同美国关系的改善，为我们研究国家间和解提供了别样的样本。

2月12日，鞭炮声中迎财神之时，太平洋另一端的委内瑞拉正徘徊在经济崩溃的悬崖边缘。最高法院当日裁决总统马杜罗上月中旬颁布的进入“经济紧急状态”政令有效，赋予其在短期内接管私有公司资源和实施货币管制的特别行政权力。从2014年中开始暴跌的国际原油，把拥有世界最多原油储量的委内瑞拉打得措手不及。

石油工业是委内瑞拉的命脉，该国几乎95%的出口收入和一般公共开支都依靠原油出口。2000年开始，国际油价持续在较高位运行，2008年次贷危机后油价也在两年内重返100美元。查韦斯领导的统一社会党得益于高油价带来的高收入，切实改善了国内的民生，并利用石油收入对政治盟友进行补贴。通过2005年实施的“加勒比石油计划”，委内瑞拉以优惠价为13个参加这项计划的国家提供石油，紧密团结了拉美地区的盟友。但同时，查韦斯政府推行“石油完全主权”、国有化所有油服公司并整合了外资石油公司，使得国外资本对石油行业投资急剧下降，行业可持续性堪忧。

查韦斯去世后，虽然钦点继承人马杜罗在2013年有惊无险成为新总统，但查韦斯光环开始退却，国内经济问题凸现，使得反对派实力大幅上升。而一年半内跌去70%的国际油价以及中国经济放缓导致对原材料的需求减速，对单一经济结构的委内瑞拉无疑是雪上加霜。根据Trading Economics数据，该国2015年前三季度出口贸易额为295亿美元，同比下降51.2%。截至去年9月的十二个月，官方数据称GDP收缩7.1%，通货膨胀率高达141.5%。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委经济状态的估计则更为悲观。经济的急剧恶化导致民生问题不断恶化，委国内物价飞涨、商品奇缺，严重影响国民对现任政府的信心。去年12月的国会选举中，反对派联盟以三分之二的压倒性多数胜出。虽然委内瑞拉目前并没有政权更迭，但在反对党占领议会多数议席后，行政和立法机构之间的权力斗争将会越演越激烈。而根据委宪法，在总统任期满一年半后，国会有权动议全民公决弹劾总统。本月12日国会通过的“经济紧急状态”下的扩大总统干预经济活动的权限，预计会把反对现政府的浪潮推到边缘。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与查韦斯政府一直保持良好关系，通过“石油换贷款”模式，中委能源合作实现了互惠互利。但随着委经济和政局不稳定性的增加，作为主要债权国的中国在委的风险敞口扩大。油价大跌再加上实际汇率不断贬低的玻利瓦尔货币，委内瑞拉预计已经无力承担高达百亿美元的贷款。尽管该国石油部长呼吁产油国们“冻结”石油产量稳定原油价格，但在全球能源供给增多需求放缓、传统产油国和北美页岩油争夺市场占有率的大前提下，短期内油价远水不解近渴，留给马杜罗政府的时间已经不多。

在最后一次在香港签售的公开活动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Scalia 2月13日于得州去世。一段传奇就此结束，而一部新的政治剧则刚拉开序幕。美国政界是几家欢喜几家忧：对奥巴马和民主党来说是任期最后一年的“重磅彩蛋”，而对保守派和共和党来说，则是损失了一位保守主义的扛旗老将，也如同失去了一场政治博弈里于己有利的裁判。

1986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Rehnquist升为首席大法官，里根总统提名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庭法官Scalia填补Rehnquist留下的空位，同年得到参议院批准。Scalia将其保守思想和严厉风格带到了最高法院，他在法庭上锋利的询问和庭下撰写的极其尖刻的意见书使他在最高法院锋芒初露，《华盛顿邮报》评价他为“当今美国最高法院最具影响力和刻薄的大法官”。他留给美国民众的印象是泾渭分明的观点、教科书般专一的保守思想，以及他超群的智慧和高超而又幽默的辩论技巧。即便是Scalia在最高法院的“死对头”，自由派和宪法激进主义大法官Breyer也评价他为“法学巨人”。

Scalia的“保守”思想时时刻刻体现他在对宪法和法规的解读以及对宪法问题的判决中。Scalia是典型的宪法“原始主义”者。与“活宪法”(Living Constitution)理论要求的解读宪法需要结合社会现实相反，Scalia对宪法的解读严格限于宪法文字本身。而若宪法本身未涉及该问题，则需要根据宪法制定者的原始意图来判决。而对于法规，Scalia支持以法规“明显意义”及字面意义来解读，而非以制定法规者的意图或者立法时的历史来解读。 Scalia的原则清楚地体现在他对针对宪法问题的案件判决中。在去年同性婚姻的案件中，Scalia大法官坚持在宪法中并没有提到同性婚姻及其权益，因此同性婚姻合法化需要由各州人民投票，而非由法院判决决定。

针对堕胎问题，Scalia反对最高法院认定其为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判决，称堕胎不受法律保护是因为堕胎权当初并没有被写入宪法，应由各州决定。对于移民问题，Scalia认为联邦法庭在移民问题上完全没有审判权，因为在宪法通过时没有一部联邦法律管理移民问题。与之相应，Scalia也反对“奥巴马医疗法案”，支持宗教和持枪自由。

因为Scalia鲜明的立场，无论从他个人还是从去世的时间点来说，对美国最高法院乃至美国政坛都有巨大影响。直接上，在Scalia去世前的投票，未经过他本人确认和最后一些程序的都会记为无效。那么一些5：4的判决可能会变成4：4，若此，下一级巡回上诉法庭或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就会成为最终判决，而这种判决显然无法成为国家性惯例法。由于Scalia的去世，一些重要的问题将在最高法院“九缺一”的情况下被判决。

接下来，奥巴马应会提名一位自由派法官来填补Scalia的空缺。总统需要在参议院建议下提名——按照惯例，总统会提名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庭的一位法官或者司法部部长。而后由美国律师协会委员会进行评估，由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审查并投票决定是否推举该候选人至参议院，最后需要参议院多数投票来通过。然而对于奥巴马来说，在共和党掌握参议院多数议席的情况下，提名获得批准并非易事。

这次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奥巴马预计会听取参议院议长，前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以及副总统拜登的建议。有报道称，奥巴马可能会提名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庭印度裔法官Sri Srinivasan-——他在2013年被提名至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庭时得到了参议院97-0的认可。

而在共和党方面，共和党参议院多数领袖和司法委员会主席坚持在下一位总统选出前，奥巴马不应提名大法官。共和党方面还放话说，不会考虑任何提名。而民主党参议院少数领袖和民主党议员则反驳，最高法院席位空缺一年史无前例。

共和党的反应当然是党派利益驱使，不考虑任何提名是对宪法的不负责。不过，美国历史上并非没有“跛脚鸭总统”成功提名最高法院法官的情况。美国前共和党总统里根在他任期最后一年就提名Kennedy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并获得97-0的投票。而在1988年，民主党主导了55个参议院席位而共和党仅有45个席位。如今，同样在任期末变跛脚的奥巴马能否在共和党阻挠下成功在美国最高法院补上一位自由派法官，我们拭目以待。当然，这也会让选前紧绷的两党关系更加紧张，在公正的幕后，一场政治博弈才刚刚开始。

最近，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大牧首基利尔一世在古巴进行的两大基督教领袖千年来的首度会晤。对这一“千年之会”，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什么？两大领袖在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宣言”中，有一段话可能道出真谛：“由于在宗教仪式等方面存在分歧，天主教与东正教分裂已千年有余。而人类也因为这种不团结的现象，因为人类的弱点和罪恶而备受苦难。”

这一次，教皇和大牧首没有像过去10个世纪那样各走各路，而是坐下来交谈了近3个小时。双方的芥蒂始于罗马帝国分裂。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帝国分成了东罗马和西罗马，迁都到君士坦丁堡以后，由于帝国政治中心转移，原本地位最高的罗马教会日益受到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挑战。由于在教义、语言、仪式、组织乃至政治诉求等方面都存在分歧，东西两大教会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为了彰显各自的权威性，双方在琐碎的神学问题上斤斤计较，还长期为了争夺势力范围和主导地位而摩擦不断。这种矛盾经过数百年的发酵，终于在1054年7月16日爆发，由于在圣餐仪式中是否禁止使用无酵饼的沟通问题，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先后下令将对方及其数名追随者逐出教会，正式宣告东西方教会的决裂。十字军东征期间对东罗马帝国基督教徒的掠夺和残杀，更让东西两大教会基本丧失了和解的可能，以至于东罗马帝国一名军事统帅曾公开称：“宁见苏丹的头巾，不见教皇三重冕！”

而近千年以后，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形同陌路的两大宗教领袖跨越分歧，来到哈瓦那机场，完成了这次看似偶然的短暂"邂逅"？其实，二者会面并非要进行“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宗教和解，而是另有其因。用东正教一名高级教职人员的话称，双方长期的分歧依然存在，但这些分歧暂时将被搁置，两位宗教领袖主要探讨基督徒在现代世界遭到迫害这一共同挑战。

近年来，受“伊斯兰国”、“博科圣地”等伊斯兰极端组织在中东和北非崛起的影响，有报告显示目前世界范围内基督教徒处于冷战结束以来受迫害最严重的时期。叙利亚、利比亚、尼日利亚、伊拉克等国处于冲突地带的大批基督教教徒——不管来自天主教还是东正教——被迫害、掠夺甚至成为有系统地攻击目标，被迫冒着生命危险逃往他国，中东基督教徒人数急剧下降。为了应对这样的非常形势，教皇和大牧首齐聚哈瓦那，签署了10页内容的联合宣言，发出了共同的心声：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团结起来，一同行动，使基督徒在中东不再遭受迫害。

国际社会都明白这次会面象征性意义更大，双方为了共同的挑战而搁置分歧，今后双方仍然会在宗教上保持着距离。也没有人会期待两人会面之后，世界就会变了。但这次会面，确实给国际社会提供了再次深入认识宗教作用的机会。实际上，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对社会、对民众的影响，进一步影响到政治，如果能把握好，它能够发挥促进和平，维护稳定的积极作用，如在美国和古巴关系破冰进程中，教廷的居中斡旋起到重要作用，有的媒体也猜测此次教皇和大牧首之间的会晤背后传递出维护西方和俄罗斯关系不要最终破裂的信号。但是如果宗教作用发挥不好，它也可能会引起不同宗教派别的矛盾甚至激化为暴力冲突。

教皇和大牧首的会面以天主教、东正教分争的千年心路给其它宗教的教派纷争留下深刻启示，用莫斯科大主教之管区教父基里尔·戈尔布诺夫的话说就是：两人这次会面之后，很多人会发现，原来大家和平共处对大家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