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日本新安保法案正式实施。这是战后日本政治史重要时间节点，标志着日本安全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而对日本保守派而言，安保法案的实施也意味着他们传承几代夙愿的实现，即安全政策的“普通国家化”，让日本拥有与其他国家一样“使用自身武装力量”的自由。

这种自由，从二战结束后不久保守派就开始追求，姑且不论岸信介等人早就主张修宪。即便是被视为鸽派的吉田茂，其确立的“重经济、轻武装”路线，实际上长期以来一直被人误读。吉田茂曾明确表明，是当时国际与国内条件不容许日本仓促武装，但日本实力达到一定程度就应该转变政策方向。确切地说，吉田路线应该是“先经济、后武装”。安保法案的实施，也意味着吉田路线 “功德圆满”。

现如今，安保法案赋予了日本在海外使用武力的自由、与其他国家联合作战的自由。保守派认为，这是主权国家当然拥有的自由权利。但问题是，他们争取到的真的是自由吗？还是得到了一种自由，反而因此失去了最重要的自由？

保守派贬低宪法尊严，声称主张和平道路的日本安全政策为自私、无能的“一国和平主义”，是自我限制。于是，在强化“国际贡献”的口号下，日本的军事触角一步步伸向海外，似乎是从受限走向了自由。但实际上，正是因为有和平宪法第九条这个借口，日本才能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一次次拒绝美国提出的让日本参与其在海外军事行动的要求，让日本避开了越战泥潭。正是宪法的保护，让日本有了主动选择的自由。但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制定安保法案，实际上正是放弃了“可以选择回避战争”的自由。 

实际上，安保法案赋予的是美国使用日本军力的自由。保守派认为，安保法案可以扩大日本的国际话语权，日本不再是国际安全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而能够成为国际安全格局的构建者之一。他们认为，这是增加了日本的自由。但是，日美同盟的框架决定了日本不可能有这样的自由，日本军力并不能够按照日本的自我意志使用，而是在美日同盟框架下的军事力量，就好像海上自卫队一直被戏称为“美国第七舰队反潜扫雷分队”一样。在安全政策上，日本不可能脱离美国，必须围绕美国的主轴转。安倍等人鼓吹今后日美同盟将更为“平等”，但实际的结果却是更不平等。美国使用日本军力几乎没有阻碍。虽然安倍说将来是否参与海外战事仍以政府判断为准，但日本实际很难违背美国的意志。

安保法案的实施也意味着日本外交极化加深，软实力大幅受损。正因为日本宪法对于日本军力水平以及军力使用的限制，长期以来，日本一直以经济为外交手段，对外高举“和平道路”招牌，这让日本在东南亚、中东、非洲拥有很强的软实力。特别是在中东，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同时是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双方的朋友。换句话说，日本外交某种程度上可以暂时脱离美国轨道，打出自己的特色。但随着安保法案的实施，日美军事一体化进一步加强，在外交上摆脱美国的轨道将越来越难。硬实力不是自己的，而日本却也因此失去了可贵的软实力。

日本作为日美同盟中的“小伙伴”，其老大哥美国之间博弈的资本是弱不足道的。和平宪法虽由美国制定，却是日本可以阻挡美国要求的最有利武器。但当日本右翼自毁长城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没有最有效手段来抗拒美国要求。日本保守派、自卫队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自由，却也是整个日本失去自由的开始。

民族矛盾一直是困扰缅甸国家发展的顽疾，缅甸历届领导人曾采取不同方式来促进民族和解，但收效甚微。目前，东部缅泰边境、北部缅中边境以及西部若开邦都有民族武装存在，并持续爆发军事冲突。面对民族和解的国家重任，备受少数民族期待的昂山素季曾数次公开呼吁对话解决分歧，试图扮演积极角色。不过，由于军方在解决民族和解问题上的主导地位，尽管昂山素季和他的民盟已经取得执政权，但在此问题上能发挥的作用仍有限。缅甸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仍任重道远。

军方在解决民族和解问题上的主导地位首先是由宪法所决定的。根据缅甸军方2008年制定的宪法，军方有权任命国防部、边境事务部以及内政部部长。军方掌控这三大部门就等于实质上垄断了民族和解问题。在缅甸当前的政治力量对比中，军方仍占据上风。一则，军方有权在紧急状态下解散议会，接管政府；二则，军方在议会有25%的议席，可以阻止任何军方反对的议案通过。再次，在军方控制的少数民族部分地区，尤其是在军事冲突仍持续的区域，当地军方的影响力最大，行政机关权力有限。这三大因素共同促成军方在解决民族和解问题上的主导地位。

由于军方支持的巩发党在2015年选举中惨败，军方更需要通过解决民族问题来彰显军方对国家的重大贡献，并以此巩固军方政治影响力。正如缅军总司令敏昂莱在3月27日的建军节上所言，军方要着力进行国内永久和平和民族和解事业。他还指出，消除武装冲突和加强法治是缅甸实现真正民主化的两大难题。言外之意就是强调军方对于缅甸民主化的至关重要作用。因此，未来军方在民族和解问题上的主导地位不仅不会削弱，还会进一步强化。

昂山素季对民族和解问题的立场一直很清晰，那就是邀请所有停战以及交火的民族武装参加和平大会，坚持通过和平对话的谈判方式解决民族冲突。不过，军方却一方面搞区别对待，拉拢一些民族武装参会，排斥一些民族武装参会；另一方面，军方始终不放弃军事打击策略，坚持军事压迫与和平谈判交替进行的双轨策略。在民族武装一再提及的组建联邦国家的问题上，军方只强调按照联邦精神实现和平，而民盟则强调要建立民主联邦制国家。双方分歧明显。此外，在民盟还未公布总统候选人之前曾有报道透露，民盟试图以让军方提名掸邦等少数民族地区首席部长的方式换取军方支持昂山素季当选总统以及在民族和解问题上的合作。但随后民盟选择党内成员担任少数民族地区首席部长。分析认为，双方在应对民族和解问题上谈崩。

即便如此，昂山素季仍希望与军方合作推进民族和解进程。3月27日缅军庆祝建军节，民盟公开表示愿意与军方一道推进民族和解进程。军方也表达了相似意愿。不过，在关于如何合作共同推进的关键问题上，双方均未有详细计划透露。

通过推举少数民族候选人担任副总统，增设民族事务部，任命民盟党员担任少数民族地区首席部长等方式，民盟希望扩大在少数民族中的影响力，在民族和解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而少数民族武装、政党也对民盟持较高期望。双方在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民族冲突、修改2008宪法、建立联邦制国家等三大问题上持相似立场。3月30日，部分仍持续与缅军爆发军事冲突的民族武装举行集会，积极准备参与由民盟新政府主导的和平大会，显示出对民盟新政府的信任与期待。

但是，即便民盟主导和平大会并得到少数民族武装的积极响应，也取得积极成果，倘若军方不遵守，则问题依然难解。总体而言，考虑到军事冲突的持续、全国性停火协议未签署的现状以及民盟作用受限的困境，缅甸民族和解进程仍将呈现迟缓态势。

2016年就越南的政治生活而言可谓热点颇多：越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月召开，产生了越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越南国会十三届十一次会议于3月开幕，选出了新的国家领导人；5月越南还将迎来第十四届国会代表选举……

而这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莫过于越南最高领导层的换届。自1月的越共十二大选举总书记阮富仲续任以来，3月31日、4月3日和4月7日的国会会议上分别选出了新任国会主席阮氏金银、新任国家主席陈大光和新任政府总理阮春福，标志着越南“四驾马车”大换届的完成。

所谓“四驾马车”，是对越南集体领导体制的形象称呼。2001年越共九大取消政治局常委，并由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组成集体领导的“三驾马车”；越共十大后国会作用日渐提升，越南也由此形成了“四驾马车”的集体领导体制。多年来，越共全会和越南国会已形成五年一届的制度化安排，今年“四驾马车”的更新也可谓例行工作，但也不乏看点。

今年的越共十二大堪称越共历史上新旧交替规模最大的一次党代会，“四驾马车”领导集体中有3人不再连任，原越共16名政治局成员中也有9名被新人接替，政坛洗牌十分显著。先前被西方媒体看好的阮晋勇在此次换届中不仅未如预测所言出任越共总书记，还在4月的国会投票中被免去了总理职务，退出最高领导层，但现已72岁的阮富仲却在超龄情况下连任总书记，出乎外界的意料。

此外，此次新上任的越南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均为能力干练的“50后”政治人物。其中陈大光拥有博士学位和教授职称，长期在越南内务部和公安部工作；阮春福具有在地方和中央多个岗位的工作经历及专业素养，行事果决而富创造力；阮氏金银则是近年来的政坛新星，在最近越南国会的信任投票中屡获好评，如今更已成为当代越南首位跻身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女性。

由于越南独特的地理和历史原因，越共内部多年来都存在“北方派”和“南方派”之分，其中北方派强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正统，南方派则主要谋求政治和经济的改革。上世纪90年代的越共七大曾对党内进行了“南北平衡”的权力布局设计，即：党的总书记基本上由以河内为中心的北方人担任，主管政治思想工作；政府总理则由以胡志明市为中心的南方人担任，主管经济工作。此次新一届“四驾马车”中，总书记仍为来自河内的阮富仲，国家主席来自北方的宁平省，政府总理来自中南部的广南省，国会主席来自南方的槟椥省，基本上延续了以往地域和派系平衡的惯例。

作为“南方派”代表的阮晋勇在担任总理期间作风强硬，对越南国企和金融体系大力改革，并强势主导越南加入TPP，却也引起越南党内元老对于权力结构失衡和改革过于激进的担心，而且阮晋勇积极亲美的外交理念也对中越关系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此次阮富仲的连任和阮晋勇的退出，正反映出越南党内部稳健派对激进派的约束与制衡。但值得注意的是，阮晋勇在政治上并非真正“裸退”。在不反对阮富仲续任的同时，阮晋勇也积极将同为“南方派”出身的阮春福、阮氏金银以及私交不错的陈大光推上最高领导层；他40岁的长子阮清谊也跻身越共中央委员。由此可见，此次换届实际上是越共不同派系间权力分配妥协的结果。在新一届越共政治局中，虽然南北两派数量基本达成了平衡，但年事已高的阮富仲能否任满本届，也成为维护这一新平衡的变数。

此次越南国会十三届十一次会议提出未来五年越南GDP年均增长率6.5-7%。为实现这一规划，更好面对新近加入TPP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越南新一届“四驾马车”料将进一步推进国内体制改革，持续开展反腐斗争，积极引导越南承接国际产业的转移。而改革过程中所带来的利益触动和矛盾争论也将是新一届领导集体所需应对的一大课题。

在外交方面，越南的对华政策是舆论关注的重要问题。历史上，由于中越复杂的关系演变两国实力巨大差距，越南政界和民间长期以来都对中国心存警惕。如今南海问题也成为一些越南政治精英借以宣传民族主义和强化社会凝聚力的一大法宝，2014年还一度酿成声势浩大的排华暴乱。近年来，越南在文化上有意淡化中国影响，采取将历史建筑的石狮子替换为石狗等措施强调“民族文化本色”，还通过研究阮朝朱本等古代文献挖掘关于越南对西沙和南沙拥有所谓“主权”的历史资料。

如今越南新一届领导集体虽然换下了鹰派色彩较强的阮晋勇，但对华政策的基本格局仍难出现大的变化。越南政坛的南北两派虽常被人们分别贴以“亲美”和“亲华”的标签，但是两派维护越南国家利益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其实相当一致，仅在利益实现方式上存在意见不同。2月，越南教育部副部长阮荣显仍表示将考虑在教科书中增加1979年越中边境战争、西沙海战、南沙海战等内容。出于地缘和发展战略考量，越南接下来料将继续秉持实用主义理念，开展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问题上拉住美国的大国平衡外交。由于新上任的陈大光、阮春福、阮氏金银又都是对中国相当熟悉的知华派，中越关系仍将是我国处理周边外交事务中的重要一环。(作者系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越南问题专家)

朝鲜国防委员会4月3日发表谈话，在一如既往地谴责“美韩扼杀朝鲜”政策同时，却又“破天荒”的提出应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朝核问题。

该谈话说，“比起单方面制裁，维持当前局势稳定更加重要；比起鲁莽的军事施压，对话和协商才是根本解决之道；比起徒劳无益地颠覆朝鲜体制，认可和合作才是根本出路”。

在发表这轮出人意料的“示好”谈话之前，朝鲜自3月3日至4月1日期间接连进行了5轮弹道导弹、地空导弹和远程火箭弹的试射，并辅以“具有朝鲜特色的暴力强硬表态”。

而据卫星图像显示，宁边核燃料棒再处理设施的附属发电厂最近5周内也出现了2到3次冒烟情况，而该设施很少出现冒烟情况，冬天之后更是首次出现，这种状况非常“罕见”。就此，相关研究员认为，这表明再处理设施内正在进行或即将进行某种重要活动，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不久前也曾表示：“朝鲜很可能已在过去数周或数月内启动了能够提炼钚的核反应堆”。

自从今年年初朝鲜先后进行了“氢弹”实验和“光明星四号”发射后，面对国际社会的愤怒与制裁，向来不按常理出牌的朝鲜依旧“倔强的”频频出招。那么既然如此，我们能从朝鲜的“招数”之中解读出什么？ 

首先，我们常看到的“一招”就是朝鲜频繁的“飞行物”测试，具体而言则是远程火箭弹、“芦洞”中程弹道导弹以及不明型号的防空导弹(火箭)。在最近5轮发射活动中，有12枚为远程火箭弹，2枚为弹道导弹，1枚为地空导弹，而这样一种发射安排则可能包含复杂的政治外交意图。

按常理，当半岛局势处于紧张状态时，朝鲜往往会选择试射国际社会重点关注同时也会加以重点制裁的弹道导弹来展示自己强硬的对抗姿态，然而在之前的试射中，远程火箭弹却成为了主角。对于熟谙通过武器测试，尤其是敏感武器测试来充分表达自己意图的朝鲜而言，这样一种安排恐怕不仅仅是单纯的出于武器系统测试的目的。

朝鲜军队所频繁测试的新型300毫米多联装火箭炮射程约为200公里，它可以将韩国境内的美军和韩军设施纳入射程并以高精确度进行攻击，这对美韩构成了新的威胁。为击落朝鲜的弹道导弹，美韩军正探讨部署“爱国者”拦截导弹和美国最新锐的“萨德”导弹防卫系统。但火箭炮飞行高度低，又可以连续发射，拦截系统却几乎无法应对。但更为重要的则是——这不是弹道导弹！也许这看来是一句废话，但也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朝鲜以往在敏感期的弹道导弹试射，其目的之一在于武器系统测试，满足国防需求，另一方面在于对国际社会进行政治性、挑衅性的威胁。而反观近来的测试安排，朝鲜方面选择进行密集的远程火箭弹测试虽然具有鲜明的、不逊于弹道导弹测试军事意图，但其政治挑衅的意味却比后者有显著下降。也就是说，朝鲜在对自身军事威慑能力进行建设的同时，也很有可能刻意避免引来更多的不满与制裁。如果这一判断成立，就意味着朝鲜正在通过“外硬内软”的手法向国际社会谨慎展示其妥协的意愿。

我们再来看看朝鲜的“第二招”——宁边核设施冒出的袅袅青烟。宁边核设施的青烟从1994年起就成为了半岛局势晴雨表，一缕青烟比关闭十座开成工业园区更能牵动有关国家神经。为此，这一设施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朝鲜抒发自身情感的工具。这一情感在表面上看来充满了挑衅和威胁，但背后所隐含的则是一个一如既往的主题——“我饿了、我需要一个名分、我需要一个安全的保障”。会哭的娃子有奶吃，招式虽老，却屡试不爽。

最后，“第三招”——提出应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朝核问题：“当务之急是维护稳定，而非单方面制裁，治本之策是谈判解决，而非军事施压……”谈话中体现的意图仿佛更是显而易见，而且可以同“前两招”形成鲜明的呼应。就此来看，这三招确乎“剑指一处”，那就是向外界谨慎的表明其态度的软化，释放出可能的妥协的信号。

但是，仅仅分析朝鲜打出的这三招，我们还很难判断出半岛局势的走向是否还会回到六方会谈的轨道上来。我们只能初步判断，现阶段重启六方会谈的可能性比较小，朝鲜将在5月举行劳动党大会，金正恩为了树立形象，在此之前做出实质性让步的可能性不大，而其他5国预计也不会就此做出大幅让步。

毋庸置疑，六方会谈是解决朝核问题的一条途径，但不可否认的是，六方会谈存在的价值更多不是其解决问题的有效性，而是其构建的平台，其朝鲜最大的价值可能就是建立起朝美之间有效的双边沟通机制。因为在朝鲜看来，苏联解体后，只有实现了同美国的和解才有可能在保障独立性的情况下稳定的生存下去。

五国希望把朝鲜稳固的绑在六方会谈机制当中，而朝鲜则不断“不按常理出牌”，以此来“逼停”六方会谈，继而伺机按照自己意愿去建立机制、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才是“剑锋所指”。

近日，一则与印度相关的新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防卫相中谷元决定将于4月下旬访问东帝汶、印度和菲律宾，“鉴于中国在南海及印度洋活动频繁，此行将与各国防长会谈来加强防卫合作”。报道称，中谷元将与印度防长为落实日本海上自卫队定期参加美印两国海军联合训练“马拉巴尔”一事交换意见。此外，还将确认为对印出口海自救援用水上飞机“US-2”而加快谈判。印日海上安全合作又迈上了新的台阶。

印度和日本相隔万里，两国为何如此热衷在海上安全领域进行合作？日本的动机自不待言，无非是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搞海上菱形包围圈遏制中国而已。印度的动机何在？笔者认为，这需要从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讲起。

冷战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印度将战略目光投向了印度洋，甚至开始将触手伸向更广阔海域，为此提出了具有重大变革色彩的印度海洋安全战略，其核心就是把印度洋作为新一轮军事扩展的重点方向，继而在此基础上向与印度洋毗邻的地区辐射影响力。为此，印度海军开始以印度次大陆为中心，向东西南三个方向主动出击。西出，即向西穿越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濒临地中海；东进，即向东将活动范围拓展至南中国海和太平洋边缘；南下，即向南将远洋兵力延伸到印度洋最南端，甚至绕过好望角抵达大西洋。

印度东进战略的目标就是南海，日本海上自卫队也开始大力扩军，二者都有染指南海问题的意图与实力。二者一拍即合，并以此为契机，加强了双边海上安全合作：2004年印日海洋安全保障对话，双方全面讨论了在海洋安全保障方面加强双边合作的可行性，并达成了保障海洋安全的情报共享、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与加强双边防卫交流等共识，双方同意在港口建设、造船、海运和海洋调查等领域加强合作。2005年，印日《新亚洲时代的日印伙伴关系：日印全球伙伴关系的战略定位》联合声明公布一项旨在加强双边安全与合作的行动计划，要求建立日本海上保安厅和印度海岸警卫队的年度对话机制，加强印度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海上安全合作等。2008年《日印安保合作共同宣言》再次特别强调加强日、印两国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近年来印日都十分重视军事现代化和军事外交，尤其是海军的发展，双方合作的范围不断扩大。2011年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出访印度，并推动印日双边海军演习后，两国双边军演频繁。

从印度的角度来说，强化与日本的海上安全合作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地缘政治角度的考虑。从地缘领域看，印度并非南海沿岸国家，这个世界上第三大的边缘海离印度本土较远，不利于其发挥影响力。而印度东进战略的主要阻碍就是南海沿岸最强大的国家——中国。通过与日本的海上安全合作，可以使因距离而损耗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得到一定程度恢复，并在与中国的南海博弈中多几个筹码。

第二，军事领域的考虑。如前所述，印度海军东进战略的最大障碍是中国。印度在军力上与中国相比，无论是装备、训练、指挥还是人员素质等各方面都处于劣势。日本在传统上是个海洋国家，其海上自卫队是自卫队建设的重点，其反潜和反水雷战能力极强。印度通过与日本的海上安全合作不仅可以提高海军在该领域战力，还可以从日本获取先进的装备，US-2水陆两栖飞机就是一例。有鉴于此，不能排除印日军火贸易规模进一步上升的可能性。

第三，外交方面的考虑。印度毕竟不是南海沿岸国家，虽然自称利益攸关，但是毕竟进入南海有些牵强。通过跟日本在所谓海洋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大肆东进，还可以占据道德制高点，并找到有共同利益的盟友。

有鉴于此，印日以后在海洋领域的安全合作预计还会进一步升温。(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