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德”(THAAD)全名为“战区高空末段防御系统”，它是美国弹道导弹防御体系(BMDS)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弹道导弹的“盾牌”，它能有效遏制外来中远程导弹对部署国领土的攻击，从而保护该国的领土安全。7月8日，经过长时间的密集磋商，韩美两国就在韩国部署最终达成协议，并商定在明年部署完毕并投入运行。

早在美国提议在韩国部署“萨德”之初，中俄等国出于本国安全和地区安全考虑，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并通过外交途径与韩美双方进行了沟通。韩国政府因此犹豫再三，而美国却是多管齐下一意孤行。最终，在内外压力下，朴槿惠政府得以屈服。从决策目的来看，韩国意欲通过“萨德”的部署来有效地保护本国的安全和利益。然而，从众多因素综合权衡，其政策目标与手段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这注定“萨德”不但不能保护韩国，相反，会给它的国家全和整体利益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从决策背景来看，“萨德”的部署是基于一个虚假的前提。韩国之所以同意美国在其领土部署该设施，主要是基于朝鲜的导弹威胁这样一个命题。然而，从实际看来，朝鲜并没有给韩国国家安全造成现实的威胁。自金正恩执政以来，朝鲜不顾联合国相关决议的制约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多次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射。表面上来看，这些动作对韩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但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小”。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探寻朝鲜行为的根源。不可否认，朝鲜的行为是在朝鲜半岛残存的冷战对峙格局的必然选择。首先，它是后金正日时代朝鲜新一代领导人应对国内困局、巩固政权的举措；其次，它是朝鲜应对长期以来美国的敌视政策、维护国家安全的选择。因此，尽管朝鲜动作频频、言辞犀利，但是其并没有真正进攻韩国的意志和决心。况且，从实力来看，朝鲜深知，目前根本不是其主导实现朝鲜半岛自主统一的时机。面对美韩如此强大的军力，在缺乏坚强的外部依靠的情况下，朝鲜的战略更多的是一种防御而不是进攻。由此可见，应对朝鲜的军事威胁在逻辑上无法解释韩国部署“萨德”这一决策。

诚然，朝鲜的导弹威胁为韩美在部署“萨德”的问题上找到的口实。但是理性分析，韩国政府的决策首先是美国的强力推动的产物。奥巴马上台后，伴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上升，亚太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嬗变，为了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美国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意欲在亚太构建以自己为主导、同盟为依托的安全战略网络。其举措主要是自身军力的转移、同盟关系的巩固和加强以及新的伙伴关系的构建，其目标直指中国。作为美日韩军事同盟的成员，韩国自然是美国必须重视的棋子。对内方面，朴槿惠政府所面临的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使之为了党派利益不得不做出妥协。同时，在复杂的安全局势中，朴槿惠执政党内部保守派对其的非议对其构成了一定的压力，为了自身地位的稳固，她需要弥合内部分歧。所以，部署“萨德”其实是韩国应对美国的压力和内部政治压力的产物。如此看来，美韩所谓的“萨德”不针对第三国的意指难以自圆其说。

从政策后果来看，不管从国家安全还是其他利益来看，部署“萨德”对韩国有弊无利。

首先，“萨德”将令朝鲜在核武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使得韩国面临更大的来自北方的威胁。从半岛内部来说，美韩公开表示“萨德”是针对朝鲜的导弹威胁，对朝鲜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这是对其领导人公开的赤裸裸的侮辱，也是对其国家安全新的威胁。因此，不管从领导人个人层面还是从国家层面，朝鲜必然会对此做出正面而强烈的回应。由于朝鲜与韩美之间军力的差距甚大，权衡成本与效能，朝鲜会加大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研发力度，并会在核武器的小型化方面加快步骤。这样，韩国将面临来自北方的更大的核威胁。同时，如果说朝鲜对韩国存在军事威胁的话，其主要来自火炮等常规武器而不是弹道导弹，而“萨德”的主要功能是拦截中远程导弹，因此，如果韩国是依靠“萨德”来防御朝鲜的攻击无异于缘木求鱼。事实上，就在韩美宣布部署“萨德”的第二天，朝鲜试射了潜射导弹，以实际行动对此做出了应对。同时，它通过不同的渠道对韩国的决策进行了口诛笔伐，扬言要对“萨德”采取“物理措施”。

其次，“萨德”的部署将改变东北亚的战略力量平衡，在大国冲突的情况下，韩国将面临恶劣的安全环境。冷战后，美国一直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威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主要对手。在欧洲，伴随着欧盟与北约东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受到了严重的挤压，国家安全受到了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强大压力。最近北约华沙峰会更是把俄罗斯视为欧洲安全的主要威胁，在围堵俄罗斯方面做出了周密的部署。在亚洲，美国实施战略东移，把大部分的兵力集结在亚太地区。由于“萨德”主要功能在高空末端拦截中远程导弹，同时其X波段雷达可以侦查到方圆1000公里的军力部署。结合上述分析，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实质上是针对中俄，它是美国构筑对中俄的全方位包围圈的重要一环。伴随着美国对中俄的围堵的加剧，大国冲突的可能性在急剧增加。针对美国的举措，中俄势必做出反制。俄罗斯明确表示将在远东地区部署导弹部队，中国的反制措施也将出台。需要指出的是，一旦大国冲突发生，美国部署在韩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将成为对方先发制人的打击对象。因此，在大国依然主宰东北亚国际秩序的今天，“萨德”的部署将大大降低韩国的安全系数。

其次，“萨德”的部署将严重危害韩国长远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生死攸关的利益，它固然是韩国对外战略的主要议题。但是，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实现半岛的统一也是其重大利益，它也是半岛民族的共同利益。然而，“萨德”的部署将大大改变半岛统一的内外部环境。首先半岛南北对立将进一步加剧，民族裂痕将进一步加深。这是对朝鲜半岛统一的最大的伤害。同时，由于“萨德”部署对中俄两国战略安全利益的损害，它迫使两国在半岛问题上改变其原有的政治立场与策略。简言之，中俄将不得不调整对朝鲜的政策，这样，在朝核问题上经过长期磋商所形成的共识将难以为继。

再次，中韩关系将面临更多的变数，两国经贸关系会受到重挫，最终会损害韩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战略利益。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关系获得长足的发展。最主要的两国的经贸关系日渐密切。作为两个一衣带水的邻国，中韩两国经济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和依赖性。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韩国对中国的市场有着高度的依赖。由于“萨德”的部署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必然会通过经济杠杆对韩国施加压力。因此，两国经济合作受损在所难免。在这种不对称的依赖关系中，韩国经济发展将面临更多的变数。在政治与经济须臾不可分开的今天，经济利益受损必然会导致其他利益的受损，正所谓一损俱损。

总之，对韩国而言，“萨德”不但不能维护其国家安全，相反会恶化其安全环境、降低其安全系数、损害其经济利益，最终会损害其长远利益。因此，朴槿惠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牺牲国家长远而根本的利益实不可取。如果韩国要真正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恐怕更多的是要考虑如何切实实现南北和解，其前提是尽可能减少外部大国介入并努力提升周边邻国关系。如果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域外国家最终只能是适得其反。

　

日本第24届的众议院选举结果揭晓，安倍率领的自民党获得大胜，参院议席数达121席，逼近122席的过半数线，同时自民、公明、大阪维新、守护日本之魂等修宪势力也历史性地夺得了参议院2/3多数。最大在野党民进党继2013年后再次败选，生活、社民两在野党党几近泡沫化，唯一亮眼的是老牌左翼政党日本共产党。

首问：自民党大胜是否意味着自民党如日中天？

表面上确实如此。1989年以来自民党从未一党过参院半数，虽然安倍未能时隔27年实现突破，但确实让自民党站到了历史的新高度。但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参院选的过程，首先就会发现，自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是因为缺乏可以挑战其的反对党。小泉时期之所以无法获得过半数，是因为当时民意对民主党还有较强期待，但2009-2012年民主党的执政，让选民对其彻底失去希望。投给自民党或干脆不去投票，成为不少选民的无奈选择，投票率仅为50%多就说明了这一点。其次，从选前自民党屡屡曝出丑闻来看，过去该党的金权政治的痼疾并没有得到医治，而正是当年的腐败，让自民党第在1955年之后两次失去政权，如果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那么现在的“顶点”也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二问：自民党的大胜真的是政绩卓越使然？

明确地说，不是。现在日本的GDP与2001年左右相当，安倍三年多的执政也并未让日本摆脱经济停滞的局面。安倍常挂在嘴上的就业人数增加，其实增加的大多数是临时工，实际工资水平也连续下跌。但其巨额量宽砸低了日元汇率、推高了日经股指。众所周知，量宽这种金融手段是寅吃卯粮，并不能真正改善经济体质，普通民众不问其中缘由，从虚高的股市中获利，自然也就“感谢”安倍，对安倍经济学还抱着憧憬。所以，安倍的高支持率以及此次参院选的胜利，是靠不切实际的预期支撑的，而不是靠实实在在的政绩抬起来的。这也可以说明为何这次的选举结果不能说明自民党的“强盛”。

三问：安倍会修宪吗？能否成功修宪？

安倍会选择一切的机会推动修宪，但能否修成是另外一回事儿。安倍曾多次声称要在其任期内也就是在2018年9月其第二届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前实现日本首次修宪。修宪势力在参院议席数过2/3多数，可以说是扫清了第一个障碍也就是修宪动议所需的众参两院都过2/3。同时，为了降低修宪的难度，安倍不会选择首先拿宪法第九条开刀，而是选择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执政盟友公明党能够接受的条款来试水，实现首次修宪，让安倍“青史留名”。但据《每日新闻》民调，58%的民众仍然反对修宪，因此，即便修宪动议在国会通过，能否通过在接下来的公民投票中获得过半数民众的支持，现在仍有较大的难度。

四问：参院选举结果说明日本右倾化严重？

右倾化一般不能以选举结果来表示。否则2007年和2009年自民党在参、众议院选举中连续大败就可以解释为日本右倾化遭遇阻力了。日本是否右倾化要看政府平时的政策，安倍这几年的执政在政治上确实更右了，但事实上政治上真正的左翼在冷战后初期就大幅消退，右倾化也并非自安倍执政时开始，只是安倍这几年步子迈得大了一些。目前的问题是，在野党缺乏制衡自民党的实力，从而让他在一些重大政治议题如安保法案、修宪上毫无顾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上述民意对安倍经济学的憧憬之外，在野势力缺乏战斗力也是问题所在。最大在野党民进党的立场摇摆不定，政策难以获得民众的认可，并没有能够获得在自民党统治下经济地位降低的中低层民众的青睐，在近几届的选举中表现都欠佳，而日本共产党虽然因长期关照弱势而获得了不少底层民众的用户，但因受长期反共宣传的影响，日共在争取中上层票源时也存在难度。因此，在野势力的弱化，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安倍的右倾化。

　

菲律宾新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6月30日走马上任。中国人最关心的，大概是他是否真的像很多媒体所说的“亲华”或“反美”，中菲关系会不会因为他而好转？

任何一个政治家，哪怕是再有个性和雄心，也都是在国内国际环境的基础上做决策，不可能一味率性而为。因此，要回答上面的问题，需从杜特尔特个人背景和个性、他面临的国内形势和菲律宾外交环境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先说杜特尔特的个人。和他的前任阿罗约、阿基诺一样，杜特尔特也是出身于菲律宾政治世家。政坛家族化和个人化，是菲律宾特色之一。不过阿罗约和阿基诺的先辈都做过总统，而杜特尔特家族则一直深耕于西南地区，基本垄断了宿务市和达沃市市长的职位。

虽然没有中央执政的家族遗产，但杜特尔特在地方的政绩非常显著，以敢说敢做、铁腕治理而闻名。他的一些离谱言论和铁腕政策颇受外界批评，尤其是受到了国际人权机构的指责。但整体来说，他执政水平还颇获得国内外认可，先后有四任菲律宾总统请他当内政部长，都被他拒绝，有国际组织要授予他“全球市长奖”也被他婉拒。民众对他的喜爱，从总统选举中的高支持率可见一斑。

正是基于他这样的个性和民意基础，人们很期待杜特尔特在南海问题和对华政策上有大调整。杜特尔特在选举前后就南海问题也说出很多别人不敢说的话。不过在过去几个月，包括他成为候任总统的一个多月的时间，杜特尔特在南海和对华政策上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

比如，他说过解决中菲之间就南海问题的争端，不能指望阿基诺三世坚持的走国际法庭仲裁的途径，不过他之后也表示，在这个问题上，要等仲裁结果出来再说；他多次表示不会在南海争端上与中国开战，但据美联社报道，他问过美国驻菲大使，如果与中国冲突，“你们会站在我们一边吗？”；他的确表示过在南海问题上不要那么激进的意思，但多次表示这需要中国对菲律宾加大投资作为交换条件。

一个以魄力和决断而著称的人，在南海和对华问题上含糊其辞，这也许不是杜特尔特故意为之，而是要考虑到国内和国际因素。

从菲律宾国内看，杜特尔特执政后最大的目标当然是经济，要让普通民众分享到经济发展的红利。他不会再制造事端干扰这个目标。不过在南海问题上，阿基诺三世留下的遗产却比较复杂。一方面，由于过分依赖美国，菲律宾的商界和学界有不少人觉得应该调整，与中国对话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有研究分析指出，菲律宾军方和能源集团实际上是从中菲因南海而紧张的气氛中获得好处，菲律宾的民族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挑起。

如何在顺应改弦易辙、缓和对华关系的同时，又不至于拂逆民族主义、得罪军方和能源集团，是杜特尔特必须要考虑的。因此说话显得含糊也就在所难免。

国际方面看，杜特尔特可以算得上是个民族主义者，不大会向阿基诺那样紧贴美国。但是，菲律宾必须考虑三个因素。一是作为东盟重要成员，如何在对华问题上尽量不在东盟内部造成分裂；二，亚太大势、国家利益的选择以及多年的传统，决定了菲律宾在安全问题上不可能脱离美国；三是中菲关系紧张，肯定也不利于菲律宾。与中国改善关系可以在经济上获得很大好处。

从这几个因素看，杜特尔特最有可能采取的政策是，保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继续执行两年前美菲新的安全合作协定，但不会像阿基诺三世那么高调。对华政策上将会比阿基诺三世温和，也许还会接近当年阿罗约总统时期的中菲关系水平。

也就是说，国际环境决定，杜特尔特的政策可能还是回到“安全问题靠美国，经济发展靠中国”的模式。美国曾指责东南亚国家做起生意来和中国打得火热，遇到安全问题就要美国帮忙。但是面对现实，这么做也许是这些国家最好的选择。

作为一个有魄力的人，杜特尔特会对前任阿基诺三世过度亲美的对外政策有调整，中菲紧张气氛会得到缓解，中菲经济合作会加强。不过，国内利益和国际环境，决定菲律宾可能会是回到中美之间的“中点”上，而不是对华倾斜。

虽然参选以来，杜特尔特个性鲜明，引起媒体极大兴趣，但在和平时期，在没有重大动荡的时代，政治家的决策应是“顺应时代”而不是“创造时代”。

另外，美国会不会担心杜特尔特与中国和解？应该不会，实际上中菲关系缓和、南海问题缓和对美国也有好处。虽然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干涉很积极，但它并不希望真的出现冲突。上文说到杜特尔特问美国大使，如果中菲冲突，美国会不会占菲律宾一边，美国大使的回答是“除非你们受到攻击”。可见，美国也不希望卷入冲突。

面对这样一个态度犹疑不清的“大哥”，死心塌地的追随并与中国“死磕”也许并不是一个主权行为体理智的选择。

此前一向张牙舞爪的菲律宾近来仿佛认识到了自身早就应当全力以赴的工作重心，以及为圆满完成相关工作任务所需的最现实的途径——简而言之就是：依托中国的经济实力促进本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发出相关对华和解信号的正是菲律宾当选总统杜特尔特。在6月21日的一场经济论坛上，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表示，即便赢得了“南海仲裁案”的官司，菲律宾也不会因黄岩岛而向中国开战。之后，杜特尔特直截了当的就此表态道：“我不会浪费人民的生命在这上面。”同时，杜特尔特还表示，若“南海仲裁案”的最后裁决偏向菲律宾，届时他只会派遣一些民用海岸警卫队船只，并称，已把这个想法和美国驻菲律宾大使菲利普·戈登伯格作了交流。

事实上，杜氏在当选前就发出过类似的呼声，他不止一次地主张理智解决中菲领土争端。将前后的表态综合起来看，杜氏新政府的方针似乎已经十分明确，那就是——将中菲海洋领土争端降温，谋求对华和解，并依靠中国的经济力量推动菲律宾国内的经济发展。也许我们还在为菲律宾态度的逆转而感到诧异，或者将信将疑，可是，在我们“拾起跌落的眼镜之前”，杜特尔特就已经展现出其作为一名“行动派”人物的风格，并借此告诉世人，转变的大戏已经切实地拉开了帷幕。

杜特尔特在竞选之初就曾提及他当选后会接受中国的帮助来兴建铁路。6月21日，已是菲律宾侯任总统杜氏称，中国驻菲大使向其提出，中国能够在两年内兴建一条往来马尼拉市与班班牙省克拉克的铁路。杜特尔特则对此回应称，他还想修一条从马尼拉市到描东岸省的铁路，作为交换条件，双方将共同勘探“争议海域”。就这一铁路建设的问题，杜特尔特对菲律宾商界领袖如此表示：“你们能够跟中方的提议比拼吗？，如果你们无法与该提议比拼，我将接受中国的好意。我的工作是务必要使人民舒适。”也许不久之后，我们就能正式将此话视为菲律宾外交政策一个不小的转折点。而接下来杜氏的行动则更为明确地佐证了这一可能掀起巨浪的“转向之风”。据消息人士透露，杜氏已派遣菲律宾侯任交通部长亚瑟-图加地和另外6名内阁成员前往了中国，杜特尔特称，此去“不是谈战争，而是谈和平”。

杜氏掀起的这股“和解风”吹进了北京的心坎里。近来，中国也不再阻拦位于争议地区的菲律宾渔船。

当然，几家欢喜几家愁。在菲律宾“走上亲化道路”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的背景之下，华盛顿坐不住了。华府认为，菲律宾新总统打算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菲中南海领土争端，为此，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匆忙表态道，“南海的一些问题和纠纷是多边的，这不可改变”。由此可见，美国非常希望南海紧张永存下去，因为这可使它为扩大其和其盟友在该地区的存在力度，打着中国威胁的幌子，组建新的军事联盟，提供可能。

总的来看，与中国存在领土纠纷的国家，如果选择在双边基础上加以解决，将更有利于保障他们的利益，否则他们可能将面临失去来自中国的经济利益的风险。这点实际上是相关小国心知肚明的，菲律宾也不例外。杜特尔特任命的外长佩费克托-雅赛此前曾表示，菲律宾不打算允许他国影响自己的外交政策，包括自己在南海争议水域问题上的立场。杜特尔特本人则明确地表示，不赞成菲律宾加入美国在争端水域进行的所谓“宣告航行自由”的巡逻行动。这是否说明，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势力的增强，菲律宾会选择削弱同美国的关系，与此同时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从而由此出现美国痛失遏华马前卒的尴尬状况？

有一个小插曲也许能从某个角度给出我们一些信号来对这个问题作出某种暗示性解答。近日，当杜特尔特询问美国驻菲大使，“若同中国就南海争端陷入可能的对抗，美国是否支持菲方”时，该大使回应称，“仅在菲律宾受到攻击的时候”。就此，美国国务院表示，“对于这场外交对话的细节，或美国在南海保护菲律宾的可能性不予置评。同时，美国务院称，美菲同盟是“铁打的”同盟，美国将遵守条约承诺”——面对这样一个态度犹疑不清的“大哥”，死心塌地的追随并与中国“死磕”也许并不是一个主权行为体理智的选择。

　

印度总理莫迪本月7日启程出访莫桑比克、南非、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四国，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踏上非洲大陆。印度人民党自2014年执政以来，外交领域动作频频且效果不俗，已成为该届政府一大鲜明特色，对非外交也是如此。6月上旬，印度总统穆克吉刚刚访问了非洲西海岸国家纳米比亚，1个月后，莫氏将古老的非洲作为其上任后出访的最后一个大洲目的地，体现出印度对非战略运筹的良苦用心。

莫迪政府对非外交特点鲜明

鉴于非洲对印的重要性，莫迪政府上台后一直高度重视发展印非关系。印度新政府成立3个月后，即2014年8月，第三届印度——非洲地区经济共同体会议在新德里举行，双方就协调准则、创造共同市场等议题进行磋商。同年11月7日，毛里塔尼亚等非洲国家参加在新德里召开的首次印度——阿拉伯合作论坛高级官员会议，加强了在能源、经贸、人力资源发展等领域的合作。2015年10月26-29日，第三届印度——非洲论坛峰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这是近年来印非之间级别最高和最全面的一次全方位互动。

莫迪政府在致力于延续印非外交磋商机制、扩大互动规模的同时，凭借与非洲国家的双边与地区经贸交流机制，逐步改善了印非经贸的不平衡局面，积极拓展在东非和北非等地区的经贸合作机遇，开拓了与非洲在能源、卫生与农业等领域的合作潜力。印度特别注重向非洲国家宣扬印度民主政治，加强与非洲海外印度人的联系，重视教育、科技在对非洲关系中的作用，并通过与非洲国家在反恐议程上的协商、支持塞舌尔等国的防务建设等方式，加大了与非洲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步伐。��

印非历史渊源深厚

印度与非洲的距离并不遥远。早在1000多年前，聪明的印度水手就利用季风和洋流航行至非洲东南部，形成了国际贸易的固定线路。近代以来，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非洲和南亚次大陆的殖民统治客观上加速了印度与非洲的人员交往，不少印度人踏入非洲。如今，数以百万计的印度移民及其后裔生活在非洲大陆上，仅在南非，印度裔就有近200万人，在肯尼亚、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三国，印裔人口数量也分别有8万、5万和2万。

印度与南非的渊源则更为深厚。不仅因为印度裔居民人数众多，更因为印度国父圣雄甘地在南非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对彼时的被殖民国家开展的民族解放运动造成了深刻影响。甘地在南非生活了21年，他在1893年的彼得马里茨堡因为买了一张一等座火车车票而被人扔出了车厢，这大大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也促使他走上了领导印侨抗争的道路，成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成功典范。目前，越来越多的印度侨民步入了南非的政界，成为议员甚至党派领导人，无形中提升了印度对南非乃至整个非洲的影响力。

印度缘何看中非洲

首先，日益紧密的印非互动将为印赢得更大战略空间。1995年由印度力推成立的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是该地区唯一的经济合作组织，旨在从政治、贸易、投资、学术等多角度开展务实合作，莫迪总理此次访问的四个国家均为该联盟成员国且均位于印度洋西海岸，此访将切实推动双边互动，有力巩固印度对非影响力，为印获取更大战略空间。

其次，获取非洲在多边舞台对印政治支持至关重要。一方面印度希望与非洲国家特别是南非加强磋商，在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问题上争取后者支持，另一方面，印度目前与南非在包括印巴南论坛、金砖国家和基础四国等多个多边机制中有良好合作，在此合作基础上，印度希望在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问题上获得非洲国家的明确支持，在全球治理机制中提高话语权。

最后，强化经贸和能源合作符合印经济发展需求。莫迪一向将推动经贸和能源合作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点，随着印度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印度对外拓展经贸关系的意愿和行动更加务实，非洲作为日益重要的消费和投资市场自然成为印度青睐的合作伙伴。同时，鉴于印度油气消费快速增长态势以及自身较为贫乏的油气储量，印非能源合作将成为印度弥补油气短板、确保能源安全和来源多元化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