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逸：我们需要共识的制度价值

    作者: 唐逸

    社会要想达到稳定和发展，需要共识的制度价值，否则只有分裂和衰败。长期以来中国的真正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弄明白这一点。我们民族的智慧没有开足马力全力以赴地应对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6月14日上午，我妻子尚未浏览完毕网络新闻，眼圈红红的，走来对我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山西许多砖窑竟然到河南偷八九岁的孩子去当奴隶！没等她说完，我的心已经沉下去了，吃不下饭，看着床上熟睡的孩子，我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我始而愤怒，继而悲哀，是那种延绵的心痛的无能为力的悲哀。

　　我能说什么呢？我不相信砖窑周围掌握权力的人竟然不知道那种砖窑存在着并且以最暗无天日的方式存在着。我不相信他们没有从那种砖窑得到好处。我也不相信使用这类人管理社会是孤立的偶然的事情。那么，我还能说什么呢？

　　要改变这一切，仅靠博弈是很困难的。因为很难获得公平博弈的机会。赤手空拳的人怎么能和强权博弈呢？如果总规则，就是决定社会的性质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那个规则不变，局部规则的改变即使暂时提供一些改良(例如取消某种收容制)，也改变不了其他无数规则和潜规则以及规则以外的对待人的方式。比如城管殴打摆摊

女大学生以致打掉牙齿、罚款者逼死卖水果的农妇、小老板逼死饿极了伸手想拿那两块钱的面包的女学生，这类事天天在我们身边发生，我们能用什么修订规则的办法改变这类现象呢？总不能消灭城管和小老板吧？

　　对待人的方式，取决于对待人的价值态度。制度价值体现为程序化的规则，也体现为潜移默化的行为习惯。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基本正义的，那么在有形行为方面这个制度会处处限制欺凌人侮辱人的现象，反过来处处鼓励尊重人的行为。如果一个社会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正义机制，那么强权自然会处处压制弱者无辜者无告者，而处处保护特权者权贵者，给他们提供种种巧取豪夺和压制反对声音的方便之门。

　　然而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即令一个社会已经建立了基本的正义制度，如果人们仍然习惯于把人不当人，也会有种种欺凌人侮辱人的事情发生。无论有多么良好的法律和规则，也总是有人犯法，破坏规则，或绕过规则“钻空子”以达到个人的目的。这是因为，人的行为不是受外在条件推动，而是受内在动机推动，外在条件只是制约，不是动机。人们总是在他们认为有理由或有利益的时候去行动，而认为有理由或有利益其实就是一种价值抉择。有意识地制定规则，或自然地形成规则，或遵守规则，或破坏规则，或修改规则，都是价值抉择。规则本身也必体现价值。

　　以交通规则来说，制定交通规则是为了

交通安全和有效。但为什么要求安全和有效？如果我们认为人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死活都无所谓，何必要求安全(以及有效)呢？可见规则的基础是价值抉择。大凡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人皆是尊重生命价值的人，而不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人是不懂得生命价值的人。为什么有的社会的多数人能够自觉遵守市场规则、交通规则、社会秩序等等，而有的社会却不能呢？就是因为前者的社会意识中有一种把人当人的潜规则，人们在长期的宗教伦理熏陶之下，不知不觉地把人当作“有理性和自由意志的、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生灵”。有理性，所以要求秩序，遵守契约；有自由意志，所以知道人有选择的能力和权利，因而尊重人的选择。后起的发达社会如日本是经过长期模仿而达到一种“近似值”。但不论什么社会，也只是达到相对的理性秩序，距离真正的人类文明还有长远的路要走。

　　我们社会与其他后起社会的不同之处，是我们有悠久的理学传统，这种制度价值体系在我们的意识中深深地塑造了一种对人的态度或方式，就是把人当臣民而不是公民。别的国家在历史上也有君臣制度和观念，但远远没有我国这样悠久、深刻、系统的学说和实践(理学、四书、科举、八股等结合了政治、教育、伦理、宗法等全面的根深柢固的社会意识)。百年来的革命也好，改革也好，总是停留在“富国强兵”之类的层面上，从来没有认真思考价值体系的问题，也就从来没有清算过一个个陈旧而深入人心的制度价值体系。把人当什么，人是什么，作为一种模式，已经深深埋入我们的意识，成为潜规则，推动着我们的行为。这样的社会，即使在一个晚上突然实现了最完美的制度，种种拿人不当人的野蛮行为也会破坏这个制度。有的社会虽然已经实现了民主制度，却长期存在政治乱象，大概与此有关。

　　所以我主张，我们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尽最大努力，在可能的条件下，通过舆论和社会运作来实现

维权和修订规则，以求局部的改革，挽救生命也挽救人心。另一方面，切勿忘记启蒙的重要。启蒙并不是“教育大众”，而首先是知识界的自我省察和自我教育，其次才是推广知识界共识的制度价值。现代多元社会并不要求精神价值和思想的统一，人人可以在尊重他人同等权利的条件下追求自信的真理和自我的生活方式。然而社会要想达到稳定和发展，必须有共识的(首先是知识界共识的)制度价值，否则只有分裂和衰败。长期以来中国的真正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弄明白这一点。我们民族的智慧没有开足马力全力以赴地应对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常常分散注意力于次要问题，或轻易地认为，不需要深刻的信念，仅仅出于利益或博弈就可以遵守规则(以及理解制定和遵守规则的必要)。世界上没有那么轻易的事情。只要稍稍读一点人类的历史就应该明白，为什么人家花几百年的时间把制度价值的信念当作核心的问题来深入研究、讨论和推广。我们每个人应该自问：我深入思考过“人是什么”这个重大问题了吗？我知道不知道，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会引发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做好准备了吗？我尽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了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