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西方主义

　　仍然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是俄当局对英国文化协会这样大打出手是出于什么目的？为什么发生在3月2日总统选举 6星期前？《经济学家》认为，从好的方面分析，是因为联邦安全局对从未任职于克格勃的梅氏的上升感觉不安，希望使自己的存在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更令人担忧的理论则认为，这种压力是选举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未来数年内很可能主宰俄罗斯政治的反西方主义的一次尝试。

　　与西方的对立，这是俄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最显著的外部特征。尽管俄国人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未曾放弃对欧洲事务的介入，以及对西方世界文明的汲取，但在俄国独特的文明中，欧洲和西方世界却始终被视为“异己”——从罗曼洛夫王朝时期与基督教罗马对立的东正教和“第三罗马”思想，到苏联时期的“资本主义包围圈”和“世界革命”意识形态，再到现在俄国特有的斯拉夫民族主义思潮，西方总是被当作不言自明的威胁，不管是沙皇还是布尔什维克，都能用这一先验的公式来为自己的极权统治找到借口。俄国国内亲西方的自由主义虽然也曾在俄国国家发展的几次大的改革关头有过蓬勃发展的时候，但最后却都被当权者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扼杀。他们所鼓吹的俄国全面西化的道路也从未得到国家主导性政治力量的支持。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逐渐摆脱了布尔什维克体制几十年来的僵化统治，过上了好日子。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好日子不仅仅体现在个人物质的丰裕和自由上，也表现在与周围世界的一种和睦状态。现在的俄罗斯却更像是一个受了伤的极权国家，庞大却虚弱，对于外部世界仍然保持着根深蒂固、甚至某种程度上说是出于本能的敌意。这与突如其来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传统傲慢一起，使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对于任何外部的挑战都充满着好战情绪。

　　1990年代俄国处于前所未有的黑暗时期时，许多普通俄国人并未去深入思考国家政治秩序崩溃、经济混乱的深刻原因，而是本能地将之归咎于西方对俄的掠夺。前英国驻苏大使布雷杜埃特曾经记录他和一个一贫如洗的商场负责人的对话， “所有的产品都被犹太人拿走了。克里姆林宫的犹太人叶利钦拿走了一切，把国家卖给外国佬”。尽管布雷杜埃特一再向其证实叶利钦并不是犹太人，“但无所谓，他妻子可能是犹太人”。布雷杜埃特认为，当时的俄国很像1918年之后的德国，同样作为战败国，同样在内部自发掀起了一股排外浪潮，认为是内部的阴谋家和奸细们造成了他们在上次战争中的失败。

　　世界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落后国家总是需要极权主义。现在的俄国政府似乎也继承了这样的传统。据英国媒体报道，参加过英国文化代表处活动的近2万名俄国普通人现在都已被俄联邦安全局记录在黑名单上。因为学习英语和喜欢西方文化，他们被视为是潜在的阴谋家和西方的第五纵队。

　　随着法德两国新领导人的上台，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已开始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与俄国打交道，政治家们也开始并主动地与普京拉开距离。这恐怕也是欧盟最近对俄国身边的民主程度更高的小国们予以更大支持的原因。就像冷战已经展示出来的，即便短期内民主不会战胜它的对手，但从长期来看，它拥有时间和人心。俄国的铁腕统治者们最终要向整个欧洲人民敞开其铁幕。这次被关闭的英国驻俄文化协会代表处由英国政府资助，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超过100个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主要从事电影放映、英语培训和大学生交流工作。显然，这是一个被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的以从事文化交流为主要功能的组织。退一步讲，就算英国文化代表处没有在俄国特定地区合法活动的权限，没有完成应尽的纳税义务，这些问题也可以通过外事谈判或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

　　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家们不断地向本国人民宣传英国对俄国的种种敌对，但却在伦敦拥有自己的房产，并将自己的儿女送往西方的私立中学和大学留学，去接受西方的教育和文化，这使得采取这次行动的俄国官员尤其显得虚伪。《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关闭该协会的区域办事处，就是为了阻碍那些较少特权的俄罗斯人受益于它的留学项目。而其根本，就是为了永远保持官僚阶级的特权和精英地位。但反过来，这也正好暴露了这些人表面自大但内心却极度的虚弱，也更是他们在全球化浪潮前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缺乏自信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