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行政权都不独立，谈何行政改革

　　只想管不想服务不如撤了它

　　苏少鑫：不少政协委员纷纷质疑发改委管得太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孙珩超甚至称“撤了发改委，经济就发展了”。而据官方解释，推行大部制改革是为了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微观事务。然而这可能是一个两难：我国国民经济的战略行业绝大部分仍然是国有企业，国家仍然要参与大量微观管理，既要盈利，又要照顾民生，政府如果不微观介入，怎样才能发挥管理者的角色？

　　王则楚：大家注意，发改委可不是研究改革的，它还管项目、管产业政策等，许多要审批的项目第一步的审批就在它那里。让它去制定“转变政府职能，不过多干预微观事务，大量减少审批”的改革方案，无疑是“与虎谋皮”。

　　大部制里，交通部还不管铁路，怎么能算“交通部”？说是军事国防的需要，难道军事国防就不需要民航和船运了吗？只想着“管”，不想着“服务”，这样的“发改委”真的是“撤了它，经济就发展了”。

　　李公明：孙委员的话可圈可点，其实全国人民早有不少类似的共识，如教育部摧残教育、文化部摧残文化等等戏言，认真想想都是不无一点道理。

　　但是，现在问题只是地方行政权力要求中央放权，政府管理的范围并没有改变，因此所谓的两难并不存在。集权与分权的消长，固然也是一种政制的变化，但是关键还在于被行政权力管辖的范围的合理性问题，不管是中央直接管还是由地方政府来管。

　　真正的行政改革只有一个标准：政府行政权力必须管好什么、不必也不能管什么。因此，很多民情对这次大部制改革不抱乐观态度，因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部委越大岂不是越难办事？

　　邹啸鸣：目前发改委所承担的职责实在是太过宽泛了，已经被称为“小国务院”。它很多事情做得并不令人满意。

　　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来自哪里？官员们容易理解为是他们的功劳；而经济学者往往理解为是制度改善的结果。制度改善的含义是将资源的产权，越来越多地界定到私人头上，居民投资的领域越来越宽，越来越清晰的产权产生了明确的激励机制，导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迅速。

　　也就是说，越放权，越发展。但是官员更喜欢的是集权，他们总是偏好于将GDP上升解释为他们的领导有方。

　　实际上不止是发改委管得太细，其他的政府职能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同样性质的问题，甚至从根本上说，我们说要转变政府职能，意思就是政府要从经济建设主导型政府，转变到提供公共服务主导型政府。

　　行政权都不独立，谈何行政改革

　　苏少鑫：李金华审计长称“最该改革的是发改委”并由此质疑怎么可能由发改委来牵头搞机构改革。他所建议的政府机构改革应吸收更多专家学者力量的问题背后是否可以说是关于改革的程序正义问题？

　　王则楚：政府机构改革不仅应吸收更多专家学者的参加，更主要的是要我们的人民代表去参加，他们要不断地从“政府未经授权什么事也不能管”的主权在民的立场出发，拷问这些政府机构权力的正当性，拷问这些政府机构设置的必要性，而不管这些部门把自己说得多么重要。

　　对于不断自我膨胀的政府，只有把它的钱管住，它才不会每“机构改革”一次，就“机构膨胀”一次。

　　在党委的领导下，行政权都不独立，难道还可以在没有与立法权、司法权分离的条件下自行分离吗？这种分离除了可以使政府机构膨胀，多设几个平级的副职外，是根本没有效果的。

　　李公明：李金华此论甚是，所触及到的实际上是中国目前权力机构的自我审批、自我监督，甚至自我谋利的普遍性问题。如由公务员自己决定和批准提高公务员工资、由政府机构决定政府机构的部门开支、由医疗行政机构负责国营医院医疗事故的鉴定等等，实际上这种种运作在程序的正当性上都存在严重的问题。从提出议案到审议到执行和监督，应该由来自不同利益背景和权利背景的群体各司其职，就是常识所言：你切蛋糕我来选择。

　　邹啸鸣：我们的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是：“为谁改、谁来改、改什么”。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改革的主导者一直是政府。政府既是“分蛋糕”的操刀者，也是“改变规则”的主导者。这两种权力很容易成为权钱交易的对象。所谓的“驻京办”的主要工作，就是相互间争夺权力所掌控的公共财力。

　　所以我认为，最该改革的对象，不仅仅是发改委，还在于权力所应掌控资源的比例和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