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汉视点：萧条与敌意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在一片关于美国经济是否出现萧条的舆论争议中，盖洛普的一份最新民调悄然出台了。在这份貌不惊人的民调中，当问到哪国为美国首要敌国时，25%民众认为是伊朗而名列第一，伊拉克则为22%，中国为14%。

　　这不是一个新鲜的结论，但是把中国和伊朗、伊拉克作为敌人在民意调查中相提并论依然少见。如果排除这个样本的误差性的话，我们姑且可以相信的是，这个调查样本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民众的对华态度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而这种变化至少不是积极的。

　　任何舆论的变化都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承认有限市场和有限边疆是全球化的一种现象，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敌意的产生，来源于利益的威胁，或者是对这种潜在威胁的担忧。假如我们可以把美国民调中的14%看作一种敌意，那么这种敌意的来源则说明了，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和中国的快速发展，在美国公众的情绪中间，某些时候已成了敌意的理由。

　　与其关心这种理由的不恰当性，不如关心为什么要有这种理由。在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早期崛起的大多数国家，是通过资源的占有和市场的侵吞，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然而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这种成长模式其实早已经被证明其局限性和落后性。在全球化阶段，国家崛起恰恰是通过承担义务来实现的。只有进入全球市场，参与制定游戏规则的国家，才有可能获得发展的机遇和空间。

　　而问题恰恰在于，如果中美民间缺乏一种说明国家发展模式变化的渠道，就自然不可能建立一种新的成长理念。那么敌意有的时候就会和萧条捆绑在一起。越是到了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出现危机的时候，就越需要敌人来说服自己。在美国经济出现严重次级债危机并且殃及选举年的时候，我们当然要谨防一种内部矛盾的对外转移，也要防止一种内部敌意的对外激化。在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关口，在美国总统选举年任何议题都可能走调变味的时候，这种内部敌意的外化需要认真审视。

　　杰克·斯奈德在《帝国的迷思》中形容说，帝国式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过度扩张”的结果。但是把对外扩张作为一个国家发展的必经之路，这却未免有些武断。即便是他本人，也在苏联和美国的案例中发现，有时候某些国家也会通过收缩实力的方式来降低反对和抵抗。全球化的最大特点显示为，所有的利益可以分享，那么所有的危机也是共同承担的。这个时候，人们常常需要突破一种零和博弈的观念，来解决这些问题。其实美国公众大可不必怀着敌意来度过艰难的经济下滑阶段。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要挽救的，也不只是某一个国家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