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绅士精神是什么

　　绅士精神是什么

　　现在有些人羡慕“绅士风度”，因而让孩子上贵族学校、打高尔夫球等等，不惜血本，培育孩子的绅士风度。舆论对此多加冷嘲热讽。

　　家长们的这种做法能否培养出绅士风度，确实可以讨论，但无论如何，家长培养孩子“绅士风度”的意愿却是值得赞赏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绅士风度确实是民主、自治制度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因为，绅士风度意味着“温文有礼”(civility)，谦让有礼，尊重他人，诚心互信。惟有具有如此品行的人，才愿意通过理性的辩论来决定公共事务。有学者曾经研究过清末民初的各级议会，其绅商议员不乏绅士风度，这也正是那些议会在动荡格局中勉强维持的一个秘密所在。

　　当然，不论是英国绅士还是晚清绅士，表现出绅士风度的一个前提是必要的财产。一个人如果不能解决自身的生计问题，恐怕难有余裕关心、从事公共事务。而且，如果他每天都要为生计发愁，恐怕也难以有一种宽和的心态，难以从容地与他人进行理性的讨论。相反，他们可能有太多的怨恨，太强的报复心理，而这是与民主、自治的精神气质不相容的。

　　当然，财产不可能自动地带给一个人绅士风度。今日中国无数富裕者，可是一点都没有绅士风度。归根到底，绅士风度是以“绅士精神”为内在基础的，绅士风度更多地是一种道德人格的外在表现。

　　古代士绅之道德人格的源泉，是儒家所标举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自我道德期许，据此，士绅们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从事“正心、诚意、修身”的道德涵育。这样的要求确实有点过于高远，但每个时代确实都有一批士绅坚守这种理想。他们以自己的道德表率赢得他人的尊重，并以此动员社会其他成员提供资源或积极参与，从而推动、组织各种形式、各个层面的社会自治事业。宋代社会自治最为发达，端赖于彼时士人的道德自觉。经由这种道德自觉，士人才重新成为社会的领导者，以天下为己任，最终落实为以公益为己任、以治理为己任，推动社会“再文明化”。

　　因此，中国重新出现一个绅士群体的前提是那些潜在的绅士之道德自觉。用钱穆先生描述宋儒的话说，潜在的绅士们在私生活方面，需表现出一种严肃的制节谨度，甚至带上一种宗教狂的意味。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超越物质主义，抛弃那些冒充伦理学家的经济学家所贩卖的利益最大化教条，借助传统的宗教和道德，正心诚意修身。由此形成的道德人格，乃是他们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

　　谁可以成为绅士？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绅士。武训行乞办学，就是一个例证。毕竟，对于组织、领导社会自治的人士来说，重要的不是知识、财富，而是“德行”。当然，正常情况下，由于居于这样那样的天然优势，商人、退休官员、专家、公共知识分子等成为绅士的机会是相对最高的。

　　首先是商人，商人不仅掌握着经济资源，更具有企业家精神。今天，不少企业家把从事慈善、公益活动简单地理解为捐款。这种资源对于社会自我治理确实十分重要。但其实，商人还可作出更大贡献。慈善、公益活动，同其他社会自治领域一样，最需要的乃是社会活动能力。如果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就是企业家精神，那社会自治的驱动力量就是社会活动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与社会活动家精神之间具有某种相通性，经营企业所积累的管理、组织经验，可以轻易地转换成为组织社会自治事业的技能。事实上，商业活动天然地具有自治的性质，商人最容易理解自治。因此，古今中外各个社会，商人都是自治的中坚。

　　其次是退休官员。古代的士绅经常是退休回乡的官员，到当代，人们可能也注意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很多地方的退休官员积极地反对现任官员的腐败、违法活动。其实，这些退休官员可以在广泛的社会自治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地方绅士。因为，他们具有组织管理经验，具有人脉，能够动员一定的资源。

　　第三个群体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尤其是律师、医师、经济专家、工程技术专家等。他们不仅具有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这些领域本身就是自治的重要领域；他们在这里所历练的知识和自治经验，对于广泛的社会自治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是律师，最值得关注，近代英国绅士中律师的地位相当显赫，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自治努力中，律师也经常发挥着领导、组织作用。

　　第四类是供职于大学、研究机构的学者与活跃于公共空间的知识分子。大学、研究机构在现代社会中居于特殊位置，是思想的生产者，而社会变革终究是思想变革的产物。公共知识分子活跃于舆论领域，通常具有社会良知的自我角色期待。因而，这些人士对于社会治理事务具有较高热情，也具有一定知识。

　　当然，在当代中国，所有这些群体都距离完整的绅士角色有相当距离。商人们或许已经积聚了一定金钱，但普遍缺乏必要的道德自觉，也缺乏参与自治的意愿。一些商人只是捐赠金钱，出于种种顾虑不愿自己出面组织自治活动。至于各种领域的精英专家，既缺乏足够的道德自觉，又受现有教育模式及专业管理模式的局限，与社会其他领域有较大隔阂。

　　因此，当代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成规模的绅士群体。但是，在商人中间，在退休官员中间，在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中间，人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些正在成长的绅士。他们正是目前种种自治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及自治制度的中坚。随着他们的成长、扩大，民主、自治制度也将获得更为稳固的社会、政治及精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