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没明令禁止都可以干应对民不对官

　　作者：张贵峰

　　在4月14日召开的昆明市“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大讨论动员会上，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动员大家要把握发展大势，树立“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不断创新求变的求索作风。(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26版)

　　严格分析起来，所谓“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一说——至少在“都可以干”这一部分，有值得进一步商榷和推敲的地方。比如说，“可以干”的主语、主体，究竟是谁，或者说“可以干”，究竟应该针对谁？因为在我们看来，如果“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干”的主体、对象是广大社会公众、公民个人，那么，这一说法应该是成立的；但如果其主体或对象是政府、公权力自身，那么，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就值得疑问了。

　　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就“解放思想”这一命题的内涵而言，将政府及其权力作为“解放”的对象，是与其根本主旨和要义不相符合的。“第三次解放思想的对象是什么”、“标准是什么”？按照《中国新闻周刊》的专题文章结合多数党建学者的研究给出的答案来看,应被理解为“‘还权于民’，树立‘以人为本’标准，包括重新调整利益格局、国家尊重民众权利”等。

　　如果这种理解不错的话，也就意味着，所谓“解放思想”中的“解放”，以下这些实乃其不可或缺的应有之义：通过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重构、完善，更好地约束政府行为、规制和规范权力，并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民众权利和利益最大程度地被尊重和释放。换言之，“解放”并非权力而是权利的解放，后者才是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一句话，“没明令禁止都可以干”只能对“民”，而不能对“官”。

　　站在民主法治视角来看，政府也绝不应该成为“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干”的主体。众所周知，法治之于权利和权力所分别秉持的基本原则，从来就是截然不同的：对于前者，是“法无禁止即自由”，而在后者，却是，“法无授权即禁止”。这样一种不同，显然来源于法治的根本价值立场：即(公民)权利是(政府)权力的基础和本源，前者是“天赋”、“与生俱来”的，而后者则是派生的——需要通过授予、让渡才能成立和合法，并且这种合法性最终根植于：它能为权利提供单靠其自身无法获得的公共服务,如公共秩序，公共产品。

　　因此，依据法治的原则和价值立场，对于政府来说，不仅“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干”是完全不成立的，而且即使是在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也应尽可能地为民众自主的“可以干”创造良好宽松的社会环境，并在这个过程中，时刻保持对(公民)权利的敬畏、接受其严格的监督和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