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慈善需要制度性力量

　　作者：熊培云

　　日前，举办网络募捐的网易将网友的捐款70多万元转入廖冰兄基金会。关于这笔钱的使用方向、方式、经过，网易公开表示都将通过网站征集大家的意见，由大家来决定并且监督，“不提留一分钱，全部用于救助灾区。”

　　当然，作为一种社会捐赠，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并非没有瑕疵。网易官方也坦言，像通过网上投票进行的民主决策，虽透明但也不尽如人意：一方面，在投票技术上不能完全杜绝作弊的可能；另一方面，由于未对投票者身份做限制，这意味着未捐款的网友同样可以投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捐款者的决定权。然而，中国草根慈善的觉悟，这种为用好每一分钱，务求捐者留名、善款明用、决策民主的精神，无疑值得肯定。

　　2008年4月出版的《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书》指出，中国慈善事业大多停留在“政府主导”的形态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国慈善事业的缩影，还没有成为全社会的事业。和许多先进国家相比，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尚缺少“制度性力量”。

　　一方面，社会组织发育严重滞后。从经济、政治与社会的角度出发，慈善作为继市场分配、政府分配之外的第三次分配，理应由社会完成。然而，由于制度设计及历史原因，中国的慈善事业目前仍然是以政府为主导，慈善组织只有100多家，捐过款物的公民不过10%，而在以社会为主导的美国，却有慈善组织100多万家，捐过款物的公民超过85%。

　　另一方面，慈善发展需要制度性激励。眼下，有不少人开始批评个别捐款者搞“捐款秀”。如果企业家们能兑现承诺，秀一秀自己的善良也未必是件坏事，客观上甚至还能起到“宣传善良”、“移风易俗”的目的。至于那些不兑现的承诺者，那只能说他们在变相诈骗，显然这是与“捐款秀”无关的。只是，有关“捐款秀”的批评，也抛出了另一个问题，即鼓励社会慈善的同时，要不要满足人们的私心？

　　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首次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4年后，美国国会在1917年通过一项鼓励人们捐赠的宪法修正案，规定捐款或实物捐助可以用来抵税。目前，美国个人所得税的可抵税比例维持在50%，公司企业的标准则是10%。正是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社会慈善组织及行为的发展。

　　不可否认，这一政策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行善者的“私心”，即在一定条件下，增加企业或者个人对自己财富的处置权。更重要的是，与将税款交给政府相比，企业或者个人通过积极行善重新分配自己的财富，不仅使他们获得主动权，更为他们带来好名声。这方面，“以善款抵税款”激励社会慈善，在中国也已经开始，遗憾的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尚不尽人意。如有学者指出，尽管中国针对企业的这方面规定有3%，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很难得到落实。

　　应该说，公众对慈善文化与制度建设的高度关注，对民间公益组织成长的无限期许，从另一方面更表明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求心安地献爱心，“为慈善尽义务”，而是越来越关注如何实现自己财富的最大价值，关注慈善是一种权利。

　　曾几何时，许多人感慨当代中国人信了“拜物教”，缺少公共精神。然而，汶川大地震却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久违的人性的光辉。伴随“汶川大地震”而来的救济热潮及伴随其间的争执，表明中国人所缺少的不是善良，而是能够长期维持这种光和热的制度性力量。因此，只有注入更多的制度性力量，才能更好地扶正人心，让“即时行善”、“安心行善”成为经久不衰的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