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永权:把地震的历史影像化之后还剩些什么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24日07:26 中国青年报

  作者:晋永权

  从四川地震灾区回到北京以后,包括不少本报同仁在内的朋友,总是小心翼翼地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那里到底怎么样?你到底都看到了什么?

  不要让从灾区回来的人反复回忆与讲述自己的见闻,以免对叙述人再次形成伤害。我理解他们的方式与态度,这让我感动。但,相关的问题是,在资讯如此发达,媒介空前开放之际,包括我自己在内,身处即时更新的信息中,为何还会有那样多的疑问,总觉得通过媒介得到的信息还不够呢?为何还要总是抑制不住地打听所谓“真实的”情景?

  按理说,世界已经影像化了。电视、互联网、平面纸媒,甚至包括手机短信等,迅速把大量信息,包括实时画面传送给我们,满足人们要求了解真相的“公民心”,当然也包括那些最原始的好奇心。我们为此欢呼过,礼赞过,认为这开辟了中国信息沟通的新纪元,可以向我们急于告别的旧时代说声再见了。

  但,当经过人类选择的影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或者更进一步,影像代替事件本身,成为我们观照历史的替代品,也就是说历史影像化之时,问题便出现了。“正是这些画面使得我们记忆。”——已逝美国著名“新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在21世纪初,便对此现象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她提示道:问题不在于人们透过照片来记忆,而是他们只记得照片。举个例子来说,我不愿与朋友一起观看自己拍摄的那些地震现场照片,主要原因是,别人在观看这些把现实平面离间了的照片时,尽管还有十分丰富的想象空间来面对灾难与恐惧,可那毕竟隔了时空。而我在看时,却总在突然间回到自己去过的那些地方,甚至在北京安静而整洁的办公室内,恍然间也会突然嗅出让人无法呼吸的气味和漫天弥漫着的千年粉尘,胸闷得几乎让人窒息。

  对于其他透过照片来理解地震灾害的观看者来说,照片抹掉、阻隔了许多其他形式的理解,以及其他形式的记忆,包括上述的气味——情境记忆的一部分。所以,观看者才不会满足。除了诸多被过滤掉的记忆外,他们还需要活灵活现、声情并茂的口述史。这种需求,再次印证了“身临其境”这一成语所展现的多重价值;从另一角度也印证了我们那些报道,还是不能让读者发自内心感到满足的原因。

  问题还不止于此。照片的拍摄过程、方式等与图片伦理有关的问题,也一再受到人们的追问。

  绵阳九洲体育馆,这个巨大的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最多时曾安置两万多人。城市郊区田野中,这一新落成的巨大建筑,看起来突兀而又威严,那完全是迎合城里人攀比心理与炫耀财富而建设的。但还未使用,却变成了地震受灾群众安置点。我到那里时,体育馆被装扮得彩旗飘扬,广播喇叭中不停地播放着《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等流行歌曲,各类工作人员及献爱心人士频繁穿梭在受灾群众中间热情忙碌,恍然间给人某种错觉。

  初到时,我也被这里的气氛深深感染。可当我看到不少劫后余生、丧失亲人而平日又习惯于独居的山民,在此惶恐地被人们任意观看、拍摄时,我收起了自己的相机。

  我们这个国家,还缺乏许多东西,包括对灾难的应对方式。人们只能按照熟悉的方式,轻易地就把灾难转化为充满戏剧色彩的场景。回避灾难,几乎是每个人的第一选择。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会很快地忘记灾难使我们积蓄起来的力量——那种奋力前行、不可或缺的悲剧性力量?巨大的灾难,能否成为民族道德情感史与悲伤史的学校呢?除了让人耳目一新、备受称道的抗震救灾的硬措施之外,我们同样需要那份承载文明的、处理灾难的软方式。

  回到自己的职业上来,我们依据自身话语方式与传播预设所做的“抗震救灾报道”,在何种程度上能够逼近事件的本质,能够逼近灾难的主体——地震受灾群众的内心世界与真实境遇?在一番激烈的媒体竞争与索取之后,“地震”、“受灾群众”这一新闻源,对于已习惯于在市场中搏击,或自身利益(包括所代言的团体利益)最大化的媒体来说,是否还有进一步挖掘的价值呢?

  身背相机,走在倒卧的受灾群众中间,我的心与那些受伤者该有何等的距离啊!当我们这些被叫做“记者”的旁观者,各自回归自身的生活轨迹,这种关注的热度还会有多久?作为媒体人如何坚守新闻报道中的伦理问题?这都需要更进一步的思索。

  如果我们自问,哪怕是根据其最近的过去和后来的知识,我们对某种文化的某个时代,或者某种人类行为模式——比如一场战争、一场革命、一场艺术或科学上的复兴——到底能说穿多少?我们肯定只能回答:几乎什么也说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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