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士兵

　　权力对暴力的崇拜，本应绝迹于文明时代的。毕竟，在专制的旧社会，权力曾经以暴力给百姓制造过无边无际的苦难，其狰狞面目给后人留下了永远的悸痛。

　　然而，此前发生于湖北天门的公民魏文华被城管殴打致死案，却展现了当地城管暴力执法成为常态的现实。最近，4嫌犯供认受命“暴力执法”。比案情更严重的是，天门当地一城管对警方说，原城管局长齐正军开会多次明确要求以“粗暴对野蛮”，并且曾带头殴打司机。平时执法带队的领导要么带头动手打人，要么发号施令，让城管动手。(9月22日《新京报》)

　　公民魏文华的非正常死亡，是城管开出的一株最令人心悸的“恶之花”。其罪恶的种子，以及赖以存活的土壤，此前公共舆论曾做过无数次的刨根。现在暴出的这个“用粗暴对野蛮”的行政理念，无疑又可以视为当地暴力执法成为常态的直接动因。

　　当权力的维持只是依靠暴力，作为暴力的极端形式——酷刑、毒打、虐待、摧残，就必然会被运用。历史上出现的种种残酷的灭绝人性的刑罚，早就是明证。也正是遵照这种“用粗暴对野蛮”的权力意旨，在湖北天门，执法生态才会异化为“侮骂”、“威吓”、“毒打”、“虐杀”等等的残忍行为。在暴力执法背面，是权力的野蛮和卑劣，是暴力蹂躏下生灵的哀鸣。

　　具备起码品质的权力，是断然不会对着公民叫嚣“用粗暴对野蛮”的。权力暴力所能寄生的，只应在专制的社会。在现代社会，权力告别粗暴，通往宁和文明之路，是不可绕行的选择。西塞罗说，“为了自由，我们才服从法律。”现代民主国家也都以法制的形式，让权力暴力在对待国家公民时，失去合法生存空间。也就是说，在城管这样的权力系统内，暴力因为丧失合法性，是不应该得到有效运转的。

　　遗憾的是，现在一些地方权力依托着潜规则，挥舞着暴力棒槌，对准国家公民。他们还为这种暴力行为找到一个借口——“用粗暴对野蛮”。要知道，这种以暴制暴的执法逻辑，本身就是无比荒谬的，是被现代法治文明舍弃的执法理念。更重要的是，以“野蛮”两个字去简单界定普通公民的行为，本身就显示出权力的自大与麻木。毕竟，城管面对的，只是小商小贩，是一群挣扎于生存边缘的底层公民。面对这样的群体时，公权力首先产生的是悲悯之心，否则的话，又如何谈得上体恤民生呢？

　　诚然，城管在执法时，可能遭遇到公民的对抗，但是，这种对抗力量与早就武装到牙齿的城管比，实在太过孱弱。这样语境下的“粗暴对野蛮”，本身也是一种“防卫过当”行为。更重要的是，作为执法者的城管，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公民的不服从表现，绝不意味执法者就拥有暴力的正当性。在这样的多元化社会，权力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时，必须学会自觉留有一个缓冲的地带，来有效延缓或者消除社会矛盾。不久前发生的瓮安事件，就提供一个惨痛的教训。

　　乔新生先生在一篇题为《论公民不服从的权利》结尾这样写道：“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纷争不断。如果采取高压措施，希望动用强力机关打压弱势群体，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公民失去了生命，而执政者失去了信誉。”“用粗暴对野蛮”则明显阻断了社会矛盾之间的缓冲，让权力与公众一下子直接对峙起来。面对强大的公权力，恐怕公众除了为个体生命的脆弱而痛惜，就是对权力与暴力勾结下的罪恶制造涌动起无限的仇恨与愤怒，这又会使非理性的暴力被更大的辐射与传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