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关系的渊源与重建”四人谈

　　许倬云，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

　　王学泰，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袁征，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谢泳，著名历史学者，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

　　第一部分：孔子、柏拉图及古代的师生关系

　　郑也夫提出过，中国有一个“教育教”，我比较认同这个说法。中国自古以来，对教育是特别看重的，因为对教育特别看重，所以对教师特别看重。

　　新京报：孔子与其弟子的师生关系是怎样的？

　　许倬云：孔子、柏拉图与学生的师生关系很类似，那时没有学校，没有注册，没有名分，纯粹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知识和品行的佩服，跟着他去学习、思考，学习辨别是非，对他整体人格的钦佩远远大于知识的传授。过去，师道有经师、人师：经师是纯粹把经学的学问当作知识传授，人师是做人的原则、风范。在古代，人师重于经师。

　　王学泰：韩愈讲，老师的责任是传道、授业、解惑。孔子没有明确地讲传道，但是孔子做人的态度和对学生的点拨，恰恰是在传道，而不是在宣传某种思想意识。

　　袁征：像孔子或柏拉图，包括后来的朱熹，他们自己带有很强的使命感，希望治国平天下，因此，和学生关系很紧密。

　　新京报：孔子之后的师生关系有什么特点？

　　王学泰：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以手工业和农业生产为基本方式。所以特别注重师生关系。在中国传统中，师道是很重的一伦，五伦中的天地君亲师，师跟国家和家庭放在一体，处于第五位。五伦中的“天地”只是一个比喻对象，真正起作用的是君亲师，国家是一个支柱，家庭是一个支柱，教育也是一个支柱。这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三足鼎。所以，中国古代讲师徒如父子。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他怕年轻人认识不到师道的重要，所以以最亲近的父亲来做比喻。

　　古代为什么特别尊重师？因为中国古代特别重视教育。郑也夫提出过，中国有一个“教育教”，我比较认同这个说法。中国自古以来，对教育是特别看重的，因为对教育特别看重，所以对教师特别看重。除个别朝代是以吏为师以外，其他的“师”都是独立出父亲，独立出君主，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和系统来看待。

　　在中国古代的现实生活中，无论文化传承也好，手艺传承也好，知识和经验的传授，主要靠年长的传给年幼的一代，特别是这样积累起来的文化知识，都得靠老师。老师是知识的载体。在中国，教育还承担着宗教的某些功能。老师有点像传教士。他是精神传承很重要的一环。没有他这一环，就没有下面这一环。如果都没有这种带有宗教感的传承，就无法想象中国古代社会的秩序。人类社会有秩序的存在，就是得有一种共同体的认同。这种共同体的认同，就是靠老师传下来的。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思路。

　　第二部分古代书院和私塾的师生关系

　　私塾里面的老师，并不只是三家村的学究，赚来一方豆腐和半斤猪肉，他也有责任在儿童、幼年的时候就灌输做人的道理给学生听。所以，一日为师，一生为父。

　　新京报：中国古代的书院和私塾的师生关系又是怎样一种性质？

　　许倬云：中国的书院其实不多。今天，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还可以看到一个课程表，学生要学习什么东西。他学习经典，学习思考，用经典来思考，找寻人生道路。其目的不在于获得谋生的技能。因此，其课程表是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经是经典，史是从历史中学习教训，学习群体的、个人的经验。把一个一个的人，作为镜鉴，不犯同样的错误。这种时候，书院的老师通常有一位山长，指导学生功课，他本身也是楷模。书院里面有游学的学生，也有请来讲学的大学者。朱熹和张栻两个人对谈，几百人听，门口水池的水被马喝干了。临时邀请来的学者，在有限的时间里，把平生读书的心得有组织、系统地讲出来。但是，中国经学的知识是做人的知识，不是谋生的知识。今天倒过来，我们只有实用的科目，欠缺做人的部分。

　　私塾不一样，它教给学生“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从这些教人认字的启蒙书，然后到四书，再到作文。“三百千千”中的《三字经》，是所有知识浓缩成的一本很简单的小书。一开始，它就告诉你“人之初，性本善”的意义。所以，私塾里面的老师，并不只是三家村的学究，赚来一方豆腐和半斤猪肉，他也有责任在儿童、幼年的时候就灌输做人的道理给学生听。所以，一日为师，一生为父。

　　袁征：中国过去的书院很少，一开始都是官办，二程、朱熹的理学都是朝廷不喜欢的。这些理学家到哪里都带一批学生，这些学生都不能进州县学，因此，他们就搞书院，把学生塞进去。而且，他们也希望有不受中央控制的讲学场所，那就是书院。朱熹在江西南康郡任职的时候，重建了白鹿洞书院。朱熹因为思想受朝廷压制，对学生好并不奇怪。朱熹的做法类似于雷锋，他放弃了很多权利，做出了很多牺牲，超越了常规的要求来对待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