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现代大学的师生关系

　　今天的课堂，就等于你到百货公司买货一样。一节课50分钟，教师除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外，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愈变愈烈，知识就成了一种商品。

　　新京报：100年前，西方现代大学的教育制度传入中国，师生关系出现了哪些变化？

　　许倬云：人师不见了。今天的课堂，就等于你到百货公司买货一样。一节课50分钟，教师除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是不是倾囊相授就不知道了)外，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愈变愈烈，知识就成了一种商品，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科技知识可以转换成真正的商品，商品可以转换成金钱或者权力。传授这种知识的老师就更加远离了人师的标准。

　　师生之间只有利的交换，没有益的结合。例如，一个实验室内，导师的学生可能不是他的助手，而是他的雇工。他不让学生自己选题目，而是他给学生指定题目。他不是让你学到一套学问，而是完成链接上的一环工作。在一些学校经常听到一个称呼导师的名称———我的老板。这个称呼意味着，师生关系变成了雇主和劳工。原来的人师传授真理，教你思考，训练你的思考习惯这些功能就不见了。有些老师根本不晓得自己跟学生更重要的关系———为人、做人。这是全世界学术界的普遍现象。

　　王学泰：现代教育和过去手工业时代的教育不一样，它是工厂式的生产方式，师生关系就远了一些。这是正常的。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受传统影响，跟学生的关系虽然不如过去近了，但还是比较亲密，社会还是比较尊重师。

　　我70年代在农村教小学的时候，一个60多岁的小学校长告诉我，他16岁从初师毕业(小学毕业再学一年)，回到农村教书。他每月挣13块现大洋。那时，一袋面是两块多钱，菜和肉都是村子给，他一个月能剩10块钱。他攒三个月就能买一亩地。乡亲们也特别尊重他。他在农村也什么都得管，比如写信，读信等等。著名电影导演李安的父亲是一个中学校长，特别受当地人尊重。中国古代尊师重道的传统，在台湾保留较好。

　　袁征：蔡元培说过，中国的大学是直接从西方学过来的，而不是从中国传统学校和太学过来。西方的大学是12世纪在西方兴起的，大学这个词本来是拉丁语中的行会，是知识分子学工匠行会建立起来的一个自我保护的组织。这种师生关系的特点是，权利和责任相对应。

　　新京报：民国时期的师生关系怎么样？

　　谢泳：尽管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但是，一般人感觉民国时代的师生关系比较良好。从客观条件来说，那时大学的学生比较少。西南联大前后9年才毕业了8000人，上学的人数可能多一点。第二，中国人历来有着师生如父子的说法，当时，传统文化里面那些优良的东西还保留在老师和学生的身上。

　　在民国很长一段时间，教授的待遇较好，生活比较闲，加上竞争没有现在这么激烈，所以有较多时间和精力与学生交流。那时的老师比较从容，也没有生活的压力，人在从容的时候，内心的兴趣和热情比较容易发挥出来。你会在自觉的状态下和学生谈一谈学术什么的，不是说我这月要写一篇文章，明年要出两本书。

　　新京报：大学的师生关系疏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学泰：1957年以后，中学考大学受到政治鉴定的约束，老师和校长推波助澜。这些现象，都酿成师生关系不正常。

　　等到文化大革命，矛盾总爆发。学生打校长，师生关系极不正常。

　　从新时期开始到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老师和学生之间总隔着一些东西，或者是阶级斗争，或者是物质上的功利。这样一来，师生关系不单纯了。

　　许倬云：“文革”前后的多次运动，所提倡的大义灭亲，女儿告爸爸，学生告先生，这些更是火上加油，雪上加霜，使得全球性的知识商品化加上了革命的情绪。于是，师生无复其伦理上的意义。这种情况，在西方，我的解释是高度的个人主义到了极端。人际的关系解体为一个一个单独的个人。满街都是人，但是，个人是漂流的，是寂寞的，是孤独的，没有群。革命情绪加上去之后，造成了情绪受挫之后的反抗、借此发泄。以此来获得其他利益的情况更为严重。不仅师生关系，很多伦理都被毁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