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世说新语之决断

　　陶短房编

　　卖粮状元要求国家奖售一辆自行车

　　改革开放之初，自行车是凭工业票才能买到的紧俏货。1981年8月，湖北省应城县杨河公社大堰大队生产队长、“售粮状元”杨小运提出，自己超卖10000斤公粮给国家，而国家“奖售”1辆“永久”28寸加重自行车给自己。“大包干”推行不久，“跟国家讲条件”还是件很敏感的事。

　　9月18日，《人民日报》将刊发有关杨小运报道，从而掀起全国范围内的热烈讨论，并引起上海自行车厂的积极响应。10月9日，上海自行车厂厂长王元昌带领由工厂技术员、上海媒体记者等8人组成的送车队，来到应城。杨小运终于如愿以偿。

　　如今看来很平常的决断，在当年却是颇有勇气的：承认多劳多得者可以和政府“讨价还价”，是要突破很多看得见、看不见的条条框框。

　　邓小平伸出一个手指裁军100万

　　1984年11月1日，在国庆35周年阅兵一个月之后，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邓小平提出要大裁军。当时军队机构臃肿，每个军区的领导班子有十几名二十名之多，邓小平幽默地说：“打麻将都得凑好几桌”。邓小平表示了裁军的决心：“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新的中央军委主席”。

　　1985年6月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邓小平作重要讲话。当邓小平伸出一个手指，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100万时，新华社摄影记者吴森辉立即按下了快门，纪录了这一瞬间。

　　其后，国外及港澳一些报刊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这张照片。

　　首都机场裸画风波

　　1979年10月，由张仃、袁运甫、袁运生等艺术家创作的大型壁画群，在首都机场创作完成。其中，袁运生的作品《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画面中出现了三位裸体沐浴的傣族少女。

　　时任首都机场建设总指挥的李瑞环知道后，让人把门先暂时用纸糊了一下，等邓小平看完了再说。邓小平看了这幅画说：“为什么有人反对画人体啊，这有什么好反对的。”陪同邓小平参观壁画的王震说：“这是科学。”李先念说：“中国有的人就是少见多怪。”

　　1979年底，关于此画争议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现。时任美协副主席华君武主持开了一个现场批判会。1980年，此事又惊动高层，周扬、胡乔木等很多人都参与了进来。王任重约见袁运生，提议临时用一块布遮一下。1980年，有关方面为裸女加了个纱帘，1982年用三合板挡上。1990年9月，北京亚运会前夕，首都机场就此事找到袁运甫。其时，争议已经成为过去，在袁运甫坚持之下，此画方终于去除一切遮挡，重见天日。

　　首都机场裸画甫一问世，即引起了霍英东的注意。在改革开放之初，他把此画当作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风向标。

　　被放出的“星星”画家

　　1983年，一名中国女性踏出劳教所大门，并很快拿到了护照，动身前往法国巴黎，和其未来的法国籍丈夫团聚。她是名噪一时“星星画会”的成员、崭露头角的女画家李爽。

　　两年前的11月，李爽和其未婚夫、法国外交官白天祥在北京外交公寓同居，结果被“抓现行”，以有损国家尊严的罪名被捕，并很快被判劳动教养两年。这一在当时中国很少会引起争议的判决，却在法国乃至西方世界引起轩然大波，“隔空打牛”、各说各话的“争论”维持了近两年，最终这一普通的涉外事件竟上升到国家最高层面，1983年来访的法国总统密特朗，竟郑重其事为李爽求情。

　　按照当时中国人的思维定式，这种事是“见不得人”的，应该讳莫如深，惟恐人知才对，如今竟弄到外交台面，搞得举世皆知，实在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最终，中国最高领导人亲自决断：放人。

　　李瑞环拍板中国第一次跨国收购

　　1985年，法国一家名叫鲍克耐希的冰箱制造企业破产，并寻求整体出售，消息反馈到当年城市体制改革的先驱——天津市，时任市长的李瑞环迅速拍板：收购。当年12月，天津方面派出的专人抵达法国进行生产线整体拆卸，1年后的1986年12月26日，李瑞环亲自启动已安装到天津电冰箱总厂的生产线，由整体收购的外国生产线上，生产出民族品牌的“可耐牌”电冰箱。1989年3月，“可耐”在东德莱比锡博览会上荣获金奖，成为第一个获得国际金牌的中国冰箱产品。

　　“可耐”品牌本身已在90年代初的一次并购中，被通用电气收购、雪藏，当年的成果貌似已不复存在。其时，资本运作尚属天方夜谭，中外经济合作还在“摸着石头过河”，1985年全中国外汇储备仅26.44亿美元。

　　四老全退，三老半退

　　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1986年夏天，为了进一步推动干部年轻化，中央内部提出了老同志全部退下来的方案。

　　邓小平提出来，十三大上，他也全退。王震受中央委托征求老帅聂荣臻意见。聂荣臻沉默良久，说道：“我认为，现在是过渡期，局面还不稳，小平暂时还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参加常委会。他全退了，不当军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号令全军？只有他能镇得住，他在，军队就不会乱。所以，小平还不能全退。”

　　聂荣臻的这个意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决定十三大上，“四老全退，三老半退”，“四老”是指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三老”是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

　　发表小平南巡讲话

　　1992年1月18日到23日，邓小平“南巡”至深圳。其间，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陈锡添都一直在小平同志身边。尽管上边已经打招呼对小平此行“不题词、不接见、不报道”。陈锡添感觉老人家不像是来度假的，好多话不吐不快，虽是聊天的形式，但没有一句话是闲话，谈话的内容很多，针对性、指导性很强。陈锡添觉得总有发表的机会，所以采访很细。

　　陈锡添从1月到3月初，一直在整理材料，没动笔。其间，多家媒体找到陈锡添，让他写好稿子，发在他们那里，并愿意承担一切风险。陈锡添都没同意。

　　直到3月22日，《南方日报》发了篇《邓小平在先科人中间》，陈锡添着了急。得知文章发表请示过谢非，陈锡添22日中午开始写，24日下午完稿。第二天，陈锡添和特区报社长一块儿去找时任深圳市宣传部部长杨广慧，杨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自己把关，但要注意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1992年3月26日，《东方风来满眼春》在《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位置刊出。稿子发表那天晚上，陈锡添一宿没睡。

　　红山口会议

　　由于中国足球长期冲不出亚洲，90年代“向改革要成绩”成为上下一致的共识。为此中国足协决定开会讨论中国足球的改革问题。时任八一足球队领队李富胜得知消息后，专门来到足协要求承办本次会议，最终安排在了位于北京红山口的八一体工大队内召开。

　　1992年6月22日至27日，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在北京红山口召开。李铁映接见会议代表时说：“这次足球会议叫‘红山口会议’，能不能成为我国足球事业上的转折呢？那就看足球界的努力了……我认为，中国足球界从思想观点到各项制度，要有大的改革，没有大动作不会有大进步。”

　　这次会议确认了中国足球成为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和试点，并最终确定了以职业化为足球改革的方向。1994年，全新包装的中国足球甲A联赛以“职业联赛”的面目出现，并迅速改变了足球看台门可罗雀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为期数年的足球热潮。红山口会议亦被誉为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

　　中国入世谈判

　　1986年7月11日，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入关”，谈判历经数年未果。1995年1月，WTO取代关贸总协定；同年，中方决定申请“入世”。

　　江泽民给“入世”谈判确定了三条原则：一、WTO没有中国参与是不完整的；二、中国必须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三、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中美谈判是最艰难的一环。1999年11月，中美只剩7个问题无法达成共识。在中美双方准备“后事”时，朱镕基“板着脸孔”对大家说：“今天一定要签协议，不能让美国人跑了，我跟他们谈。”当美国人抛出前三个问题，朱镕基都只有一个回答：“我同意”。龙永图着急了，不断给朱镕基递条子。朱镕基一拍桌子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当美方抛出第四个问题时，朱镕基说：“后面四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美方五分钟后同意了中方意见。

　　2001年11月11日，中国成为WTO第143个成员国。

　　龙永图认为，15年的谈判无非谈了8个字：一是“市场经济”，二是“开放市场”。

　　废止收容遣送

　　2003年3月17日晚，刚在广州找到工作的外地大学生孙志刚出门上网，因未携带身份证和暂住证，被广州方面强行收容。3天后，孙在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非正常死亡。案件经媒体报道后，引起舆论极大关注。

　　事发50多天后，青年法律学者许志永等以公民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其后，贺卫方等5位学者再次联名上书，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法律学者们当时的想法是，“利用两年的时间，各界合力逼退这一法律。”

　　事情进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6月16日下午，北京大学行政法教授姜明安等5位法律专家，受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之邀，开会论证收容遣送制度的废存，法制办几位主要领导均到会。会议很快达成的一致意见：这项政策不再是修改的问题，而应该立即废止。

　　4天后，旧法废止，新政出台。

　　作者声明：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