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平　

　　“南京5000只活猫被贩广州作菜，车站叫声凄厉。”(12月15日《新闻晨报》)新闻写得相当煽情，很让一批爱猫的朋友激动。浏览了一下有关网站，爱猫者有说“毒死吃猫的”，有说“把那些人搅碎了做猫粮”，甚或又扯上地域之说，恨恨之情，“如丧考妣”。　

　　吃猫与吃牛有何不同，网上攻防相当精彩。不过在我看来，仅仅是南京火车站猫们被装箱运输的图景，大概不值得博取那么多同情。从照片上看，拥挤程度不过与赶上一次春运相当，也不至于被捆住四肢；临行尚有全面的消毒和检查，亦无需医保；上路而有人报警求援，甚至大声疾呼，至少不是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黑煤窑”里；一路上自然有吃有喝，大概也不必担心食品安全问题；目的地不过是引颈求快，不至于为前途为子女的未来焦心忧虑，倒也痛快。再联想到猫儿们无需住房，春季里有违风化的行径从不事先申报，却也没被取缔、示众，当真自由度不小。　

　　以上当不必理解为有些人境地尚不如猫，恰恰相反，鲁迅在《倒提》一文中早就反对盲目进行此类比较。他说：“西洋的慈善家是怕看虐待动物的，倒提着鸡鸭走过租界就要办……于是有几位华人便大鸣不平，以为西洋人优待动物，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按鲁迅先生的意见，这不平是没来由的，因为“鸡鸭不能言语，不会抵抗，又何必加以无益的虐待呢？”而“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他老的用意，是在教国人不能没出息，反向鸡鸭看齐。　

　　不过在猫的问题上我有一点不同的见解，因为《倒提》说的是“西洋的慈善家”，保猫的却是我们自己人。80年过去，“西洋的慈善家”已不那么关注“鸡鸭权”了，而我们自己的“慈善家”却格外关注起“猫权”来，恍然“风月无情人暗换”。　

　　当然，爱猫与爱人并不矛盾，但在两者都问题多多的情况下，何以爱猫的声势会比爱人的声势更大，为猫维权的心思比为人维权的心思更堂皇，我却有些不解。在小区里遇到流浪猫时，我大概会有点害臊，“愧不如猫”了。　

　　换个角度说，我们首先是人，当然应该先考虑人的事情，优先赋予动物一些本该给同类的情感支援，这不止是滥情，也算另一种“倒提”。但在“我们首先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想不清楚的人还真不少。比如前几天，廖保平先生在《中国青年报》发了篇《对不起，我不抵制法货》。反对他的除了谩骂者，也有部分讲道理的，其中一条道理就有关“我们首先是什么”。在我看来，我首先是脊椎动物，然后才是哺乳类；首先是男人，其次才是已婚男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某个地方的人，这是显然的事情。但还是有人认为自己应该首先是某个地方的人；然后才是人，拒不承认我们必须首先是“人”，让自己看起来像“人”了，才有必要考虑作为某个地方的人，可以做些什么。这种逻辑，和爱猫者驳斥“人都这样了，还想猫怎样”时的观点，缠夹不清得异曲同工，他们说：“对动物都不好的人，怎么能对人好呢？”　

　　对此，折中的办法是，有的地方人喜欢吃猫而有的地方喜欢吃鱼，有的人愿意首先把自己看成人而有的人更愿意在人前面加很多前缀，彼此都宽容点，胜过用大帽子压人吧。　

　　作者系上海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