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毅

　　我国的“两会”是各种利益得以表达、角力、协商的制度设置。在这么些事关职工权益能否得到保障与保护的话题上，为何只听到代表委员站在企业的角度去看问题、提建议，而几乎听不到任何代表委员们站在维护职工权益的角度上去多争些权益？利益表达的“一边倒”态势，这样的博弈有失公平与公正。

　　日前，原广州地铁老总卢光霖在出席广东两会后表示，政府扶持中小企业，但一些法规使中小企业压力很大，建议别再搞最低工资标准，称更多人有份工作才最重要。卢光霖曾因“员工家属免费乘地铁是为反恐”和“老板是弱势群体”论备受争议。(2月15日《新快报》)

　　如果结合卢光霖这番话的语境来看，那么卢的这番话的前半部分“政府要改变职能”有一定道理，因为纯粹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规则，就是政府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但这番话的另一半：“现在政府扶持中小企业，但一些法规使中小企业压力很大，所以最低工资标准就别再搞了，更多人有份工才最重要。”则肯定难以得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以及中低收入者的认同。这一说法，像极了前不久引发极大争议的广东省一些政协委员提出的广东应暂停员工带薪休假制度的提议。

　　事实上，无论是取消带薪休假制度，还是取消最低工资标准，其实质都是在以牺牲职工的基本权益为代价的，换个角度看，虽然二者的指向都是旨在为企业减负，但其为企业减负是建立在整个社会契约的最后底线不断沦陷的基础之上的，因而这样的建议也好，观点也罢，都是非常可疑的。具体到卢光霖的这番话，什么叫“更多人有份工作才最重要”？是不是只要有份工作，无论工资多么低都可以呢？是否三险一金、带薪休假这样的基本权益都可以无条件牺牲？

　　透过这些“建议”，我们分明看到了在一些地方“两会”参与者的身份迷失。“两会”作为“全民代表”参政议政的制度设计和本义，代表选民参与政治的代表和委员，应当是由具体选民选出来的，那么这些一味替企业说话，而忽略最底层民众生存权益的代表和委员，难道仅仅是那些企业选出来的吗？

　　我国的“两会”是各种利益得以表达、角力、协商的制度设置。在这么些事关职工权益能否得到保障与保护的话题上，为何只有单方面的声音？为何只有那些代表委员站在企业的角度去看问题提建议，而几乎听不到任何代表委员们站在维护职工权益的角度上去多争些权益？难道金融危机影响之下，本身即为弱势群体的职工，还要为企业减负而不断牺牲着自己本已微不足道的基本权益吗？利益表达的“一边倒”态势，是一种可怕的苗头。

　　人们常说，均衡情况下的博弈，往往最容易得到公正的结果。但在代表着职工方的弱势群体的代表委员们或缄默或噤声的背景下，只有为企业利益呼喊奔走的代表们的声音，这样的博弈显然是有失公平与公正的，也不符合通过地方“两会”通过代表委员们的反复博弈以达成更多社会正义的共识。

　　诚然，代表委员们有发表自己观点与看法的自由与权利，但当代表委员们过多地为企业争利益，而我们同样希望听到为职工权益呼吁的声音。弱势群体的利益该由谁来代言，又通过谁的建议得以体现？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