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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健
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发表文章:《当前最重要的是让企业家有信心》。就当前遇到的经济困难,他剑出偏锋,提出了一个令人莫名其妙的建议:“现在需要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像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那样,让大家觉得赚钱是光荣的事,赚钱是为社会创造财富,是给别人提供工作的事。我想,这样的话,经济危机不论多么深,我们总是能走出来的。”
这建议莫名其妙之处,在于它对于民情民意的奇特判断——张维迎说,“我们要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境,最重要的还是要让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因此,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很重要”。难道现在大家比较普遍地觉得赚钱不光荣吗?难道舆论反对企业家为社会创造财富了?再进一步推论——只要大家都认定赚钱很光荣,不用投入那几万亿,就能从危机中走出来?
在原文中,张维迎教授是基于以下认识,提出上述对策建议的:“第一代企业家基本是当时社会最弱势的那些群体,他们做了在当时所有城里人、国有企业的人都不愿意干的事,最后他变富了,也使得我们第一个10年的经济成长了,为后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但是今天我们在舆论上,又认为他有原罪,认为他的钱不干净,这样的话他怎么能有信心,怎么能有安全感呢?”
我们都记得,经济学家们上一轮对于民众“仇富”问题疾言厉色的声讨,对于所谓“企业家的原罪”问题的担忧,集中发生在2006~2007年。但当时,中国经济一片热火朝天,企业家们正信心爆棚,所以并不曾有几个人配合专家们的大声疾呼做哭咧咧、过不下去日子状。
而且,和张维迎现在说的话一样,当时著名经济学家们的一些著名论断,譬如“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等等,因为完全没有实证依据,跟广大勤劳苦干的、埋头挣钱的、老实巴交的、逆来顺受的、安贫乐道的或者嫌贫爱富的民众的自我感觉严重不符,所以热闹一阵后很快也就不再有人较真儿了。
对了,张维迎本人当时也是批评民众“仇富”心理的经济学家中的一员。如果按照他的判断及推理,民众确实存在比较严重的“仇富”倾向,而且这种倾向会影响企业家们的投资信心的话,那么在大约两年以前,早于美国,经济危机就应该首先在中国爆发了!它为什么竟会拖到现在?
其实,就在10天前,2月8日,与《当前最重要的是让企业家有信心》发表差不多同时,张维迎教授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九届年会上发表主题演讲,已经无意中自己把自己的论据给否定了。下面是他演讲的原话:
“在去年这个时候,当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中国企业家对中国经济信心仍然处于高点,在8年里达到最高。但一年之后,当我们再来关注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并不那么乐观。中国经济学家的信心也类似……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信心的滑坡比中国企业家早了一个季度,经济学家比企业家可能稍微提前了。”
就是说,张维迎教授自己也承认,中国企业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从最高点降下来,至今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么,按照张维迎教授的逻辑,出现民众“不觉得赚钱光荣”,“仇富”从而影响企业家信心的问题,也就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么,前几年包括张教授本人在内的若干著名经济学家关于反对“仇富”的呼吁,因此也就都成了没有根据的高级牢骚、凭空胡扯。谁又能确定,张教授对于最近一年内中国发生了影响企业家投资信心的“原罪”舆论的判断,不同样也是凭空胡扯呢?
按理说,经济学家本应该是对于民众最有信心的群体。因为,整个经济学的学科大厦,就建立在“经济人理性”的假定之上。说中国的民众有“仇富”传统,实际上就等于说中国的民众不具备“经济人理性”,也就等于认定现代经济学不适合中国国情,进而也就把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自己存在的意义否定了——不是吗?
张维迎教授对于中国改革是有大贡献的人。从20多年前最先呼吁放手让市场调节物价,到几年前推动北大用人制度改革,不论其结果如何,他提出的改革大思路确实是高人一筹的。比他名气还大的那若干位曾毫无来由地担忧穷人“仇富”的经济学家,也多半如此。但如果舍弃严密的论证,完全跟着感觉走,且语不惊人死不休,有时就难免伤害自身声誉。张维迎教授关于“让大家觉得赚钱是光荣的事”的建议,就是最新的一个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