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红漫 

　　国资委纪委监察局日前公布了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中央企业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中透露，中纪委最近查办了某知名国有企业集团高管腐败窝案，李荣融称该企业主要负责人及绝大多数中层干部涉案，几乎“全军覆没”，但国资委方面并未公布该企业的名称。

　　相关消息公布后，立即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这家“知名国有企业集团”究竟是谁，一时坊间各种说法盛行。从侦办案件的正常程序讲，最终正式的信息发布应该由纪检监察部门完成，国资委作为分管部门并非是信息发布的正式源头。但是公众的好奇心也实属自然，毕竟正是由于管理部门没有给出具体指向，反而才引起公众的猜测。更为关键的是，如果相关涉案企业同时也是上市公司，由此，随着案件信息率先经由国资委通告并为市场知晓，相关公司股价必然会受到影响，投资者利益也会因此而出现波动。对于相关市场影响，也应该是有关部门应该考虑到的。由此可见，一个模糊的“国企高管窝案”的消息，透过一个并不正式的渠道被公开，这样的做法未必能够达到激浊扬清的目标，其实际效果值得商榷。

　　进一步而言，有关国企高管窝案的问题仍值得深入探究。据报道，该企业由于“一把手”独断专行，有关部门对高管人员疏于监管，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致使腐败渗透于生产经营各个环节，最终才出现了几乎“全军覆没”的局面。如此的问题描述击中了国有企业在经营管理上的体制性软肋，那就是由于企业内部制衡机制不足，导致内部人一旦达成一致，极有可能导致大规模集体犯罪问题的出现。

　　事实上，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就是通过构建“股东大会——董事会——公司管理层”的体制架构，最终形成了有效激励与约束机制。纵观成熟市场经济体的企业架构，以美日英德为代表的企业制度，固然在细节上有所变化，但是权力制衡的原则却从未缺失。而实现权力制衡的关键并不在于形式上是否完备，而在于权利人利益伸张是否能够得到真正体现。遗憾的是，国有企业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内生性的不足。

　　从形式上看，国有企业具备了现代企业所需要的所有管理约束机制，甚至较之传统模式要更加复杂。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表面形式如何，国有企业最终所有人虚置的问题却无法得到实质性解决。国有企业在名义上归属于全体国民所共有，但是国民并不拥有直接参与监督管理的机会，只能通过代理机构，比如国资委或者地方政府代为行使所有权。由此，在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上出现了复杂的“双重委托代理”问题，即国民委托权利给管理部门，管理部门再委托权力给国企高管。委托和代理之间的效率问题，始终是现代企业理论的难题，因为代理人很容易侵蚀委托人的利益，而国有企业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更加把其中的弊病演绎到极致。

　　就以国企窝案为例，与民营企业股东直接介入企业战略管理不同，国企的董事和高管都不是企业的实际股东，因此很难以企业投资者利益最大化为追求。反之，企业高管很容易把任职期间个体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这是委托代理弊病之一。弊病之二，形式上的所有者代表，比如各级国资管理机构，同样只是一个代理机构，尽管他们承担着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行政任务，但是完成任务的效果却很难和个人利益直接关联，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监管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形式大于实质，一旦企业内部高管就违法意愿达成一致，外部监管往往就会失效，所谓的“窝案”就此产生。

　　隐约曝光的“国企窝案”所暴露的正是这一问题。公众作为国有企业的真正所有人，完全有权力提出如下疑问：相关国资管理部门为何没有事前发现窝案的蛛丝马迹？看似严谨的企业规章、法规约束为何会形同虚设？由此可见，从长期看国企管理中出现问题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在“亡羊”之后，羊圈门却依然洞开。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