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童大焕 

　　重庆文科高考状元何川洋因民族身份造假而被北京大学拒录，后又被香港大学拒录(因面试不过关)，使“何川洋该不该被取消录取资格”的争论愈加炽热。挺何者坚定地认为，丑闻的主犯乃何的家长，家长的错，怎能株连子女？坚持应该取消其录取资格的人则认为，何川洋的高考，关乎这位少年的一生；招生部门的“大考”，关乎一部规章，乃至一个国家的未来。法律的适用，绝不应只挑“状元”来“选择性执法”。

　　有关争论不妨一一加以辨析：

　　第一个问题，对何川洋网开一面是否涉及“选择性执法”？有评论认为，“谁违规，谁受罚，这是法治的精神；冤有头，债有主，这是民间信奉几千年的行为准则。可这么简单直白的常识却被搁置一边，网络舆论穷追猛打，非要将何川洋置于死地才甘心似的——这是我们想要的正义与良知吗？”

　　但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那就是，如果何川洋不是高考状元，为他辩护的人还会为他辩护吗？说不定其中有些人会说他的不被录取是活该。就在重庆当地，今年被发现违规篡改民族身份的考生就多达31人，是否都不应该取消他们的录取资格？事实上，国家民委、教育部、公安部今年5月发布的《关于严格执行变更民族成分有关规定的通知》(规定详情见下文)并不是什么新规定，只不过年年都在重申和强调而已。以往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社会关注，发现问题也照此执行，只不过今年因为有了个高考状元而石破天惊。

　　第二个问题，谁该为高考状元的被耽误负责？何川洋本人的确是无辜者和受害者，尤其是，其父母篡改其民族身份时，他只有14岁。这一点，相信多数坚持认为应该取消其录取资格的人也不会否认。

　　那么，到底要谁来对此负责？是国家的法律法规，还是其父母本人？答案显然是后者。孩子从小到大，父母替他做选择的时候有很多，比如是否上学、上什么学校等等，最终结果都要其家庭和孩子一起承担。比如，丁俊晖的父母不让丁上学，而直接让他学台球，已涉嫌违反义务教育法，这样，荣誉和责任都要由他们自己担当，没有理由把责任推给社会和法律。

　　第三个问题，相关规定是否涉嫌株连，从而与法治精神相悖？上述《通知》的规定是这样的：“对违规变更民族成分的考生，一经查实，要进行严肃处理。包括取消其考试资格或录取资格，并记入考生电子档案。已经入学的要取消学籍。”

　　这个规定好像是老子有病让儿子吃药。但所谓株连是指，与被株连者原本完全无关的事却要由被株连者买单，比如古代的株连九族，比如最近个别地方冒出父亲上访、孩子高考政审过不了关的事，就是株连。但通过篡改民族成分等弄虚作假的事获取加分资格，考生虽然可能未必知情，也因年幼从而未必有民事责任能力，但作假本身却与考生本人的利益息息相关。根据风险和收益相当的理论，既然考生可获取收益，自然也应承担相应的成本和风险。

　　再说，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坚持 “父母的归父母，儿女的归儿女”，事发后孩子不必承担任何风险，而只需对其父母采取停职、免职之类处理，照今天的官场惯例，说不定他们转眼就官复原职或者易处为官了，这种结局能真正遏制歪风邪气吗？如果不是官员，甚至连免职、停职的处分都不必承担。

　　第四个问题，取消何川洋的录取资格是否一定影响其终生？很多挺何者认为，取消了何的录取资格将贻误其一生。这个判断似是而非。取消资格只是取消当年资格，不妨碍其来年再考，北大也明确表示今后仍欢迎何川洋。如果他真能吸取教训，从今往后以诚信为本，此事对其精神和为人处世态度的影响将是正面的。如果他能愈挫愈勇，而且确有实力，相信来年还能考出好成绩。事实上，不少高考状元都是复读生。同时，如果条件许可，今年何川洋还可以争取申请国外的大学。

　　第五个问题，弃录何川洋是否涉嫌违法？周泽律师在《新京报》撰文认为弃录何川洋涉嫌违法：

　　“受教育权作为一项公民基本权利，不可随意剥夺和限制。根据现行法律，对享有接受高等教育权利的受教育者来说，只要高级中等教育毕业或者具有同等学力，经考试合格，就具备了接受高等教育的现实条件，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就应该为其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保证其获得高等教育。民办(政法)发[2009]121号文，即《关于严格执行变更民族成分有关规定的通知》，作为行政指导文件，如果涉及对公民受教育权的剥夺，便不具备法律效力。”

　　但当前“户籍+学籍”的高考制度导致很多流动人口子女无处高考，才是真正牵涉面更广的违法。而在诚信为本的社会，取消作假者的学籍之类做法，等于是让作假者为自己的不法行为埋单，而不是学校或教育管理者在违法。

　　这方面，倒是越尊重国民受教育权的教育发达的国度，越是严惩不贷。有例为证：2007年3月，美国著名学府杜克大学的富卡商学院有38名2007-2008届MBA学生因涉嫌串通考试作业舞弊，酿成建校30年来的最大丑闻，结局是9名学生遭开除处分，15名学生停学一年，10名学生课程学分为零，4名学生免责。

　　(作者系《中国保险报》评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