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林德

　　19日，季羡林先生遗体送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数千人前去为季老送行，胡锦涛江泽民等送去花圈。季先生享受的哀荣，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无法比肩的。

　　作为中国百年学术地图第三代学者的重镇，季先生拥有众多学术身份，如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担任过不少学术职务，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享有几乎最高的民间和官方尊誉，如学界泰斗、国学大师、国宝。季先生一生获奖无数，除学术领域外，还有中国新闻奖、感动中国人物等。

　　即便有如此之多的头衔和光环，如何评价作为知识分子的季羡林，依然给学界和舆论界带来困惑，或者说，正因为这些不胜枚举的头衔和光环，评价才出现困惑。

　　季先生灵堂外，有一副对联，“文望起齐鲁通华梵通中西通古今至道有道心育英才光北大”、“德誉贻天地辞大师辞泰斗辞国宝大名无名性存淡泊归未名”。这副对联生动道出了季先生享有如此隆誉的原因，一是学问和教育成就，二是个人品格，通俗的说法，是“德艺双馨”。

　　季先生在中国人文知识界标志性高度的确定，是在生命的晚期，特别是随着钱钟书、费孝通等先生的辞世，季先生几乎是作为唯一的标志性人物而存在。但季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早于这个时期已经完成。纵观季先生一生，其实有着比较明显的分野。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季先生，学术成就已经取得，在时代风潮里沉浮几度，并有过在重大公共性问题上足堪纪念的参与。90年代以后，季羡林先生主要是以文学书写者和文化建设者的身份，以及淡泊内敛的个人品格素养，获得了超出专业范围的尊荣，例如他的散文、他提出的“大国学”概念、请辞“国学大师”等头衔的佳话。

　　中西评价知识分子的标准有着分歧，或者说在中国，国家体制所需要和认可的代表性知识分子，与西方现代化以来对标志性知识分子判断有所不同。在西方概念中，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的代表，总以大众为诉求对象，为公理正义和弱势者、受迫害者代言，对一切威权表示警惕，始终以批评者的姿态面世，并且在此过程中再现自己的学识、人格和思想见地。

　　中国对知识分子的界定相对宽泛，受过一定程度教育或者在专业领域有所成就，都被称作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积极发声的，传统上被视为清议者或社会批评者，近来引用“公共知识分子”概念，以区别“专业知识分子”。

　　对于季先生的评价，王元化先生有恰当的总结，他说季羡林做学问的方式是西方的，做人的方式是东方的。他有现代知识研究者的严谨治学精神，并且取得了国际认可的成就，又符合中国人对高洁之士的期望，淡泊修身，遗世而独立。或许被过度建构和符号化并非季先生所愿，但也应该看到，季先生体现出的符合国家期望的知识分子代表形象，与季先生的尊崇地位之间并非全无联系。

　　选择做什么样的知识分子，与政治、社会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学者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在此我们对季先生本人没有必要苛求。尽管在公共领域季先生渐归沉寂，但其学术成就和为人风格，也可说无负于他所赢得的敬重。令人遗憾的是很多所谓知识分子，在公共性方面藏头缩尾，甚至放弃原则化身吹鼓手，在学术研究上亦品格尽失，欺世盗名。

　　今天的中国，知识界可说风骨飘零，一个表现就是，知识人即便不能做萨特、德里达、鲁迅、胡适，哪怕像季羡林、钱钟书那样，做稳学问，修炼圆融，也会收获“大师”的尊敬。

　　(作者为本报评论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