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丁

　　杭州飙车案替身事件，张礼礤顶包胡斌，成为“华南胡”，传言愈演愈烈，但杭州法院和检查院方面却无法在第一时间，平息流言。这正是一起分析社会溃败的典型事例。

　　首先要指出，在这里，我不是做技术分析，说出替身门的诸多疑点，来印证替身门的真假虚实，而是超越传言的真假，就这个“替身”传言的本身，做出对应的分析。问题是这样的：你相不相信，一个富家子弟在交通肇事之后，会找人顶包服刑，即使这起交通肇事案被舆论聚焦，举国皆知？而即便当事司法部门再三进行解释，你仍然认为其中会有猫腻？

　　这是一道选择题，而飙车案“替身门”事件表明，有很大一部分民众，选择了相信。这种答案，其实蕴含着社会溃败的诸多信息：

　　其一，一个富家子弟通常是纨绔子弟，“为富不仁”已经成为富家群体以及富二代的一个刻板印象。这既体现了一定的社会真实，包括太多人财富来源的蹊跷，以及太多人没有展现与其财富相匹配的社会责任，另外，也包含了一部分“民粹主义”思潮，两者纠结，很难辨析。

　　其二，一个富家子弟(其家族)是能够摆平司法的，某种程度上，权贵市场经济，官商同盟已经成为改革的一大诟病。摆平司法往往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就是富人有更多的财富，能够支付成本区摆平司法；另一方面却是，因为富人与官员之间的天然紧密关系(在中国)，他们熟络更多权力运作的内幕，能够掌握更多的权力信息，甚至和很多官员是朋友，因此，又可以花费相对低廉的成本，摆平司法。

　　其三：司法原本是社会公正的守护神，但是司法权力的失控现象，已非个别，而是不断发生在各级、各地方。很多法学家，包括我所敬仰的贺卫方先生，称司法不独立，是一大病灶。事实上，权力一体化国情下的司法权力体系，受到党权力和政府权力的极大掣肘，是不争事实；但是另一方面，其本身又缺乏必要的权力制约力量，尤其是相对于民众而言，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寻租空间。

　　其四：面对民众的诉求，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网络舆情，权力部门总是缺乏必要的智慧，应对措施僵硬，执政效能明显不足。从“替身门”来看，则是应对方式机械、单一，无法第一时间平息质疑，修复政府公信。而如果放眼到全国，就会发现，面对群体性事件或其他公共事件，如“不明真相的群众”、“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等等，这种广受民众嘲讽诟病的话语体系和解决方式，仍然是主流。这显然跟不上建设“法治国家“，实现从统治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的需要。

　　上面的分析，从前面三点来看，是部分的展现了社会溃败的场景。

　　第一点，是民众之间群体分化，在底层民众和富人群体之间，所出现的信用解体，而随着当前中国的利益结构日益定型化，贫富分化的现状还在不断加剧，这种群体性断裂所产生的社会鸿沟依然在不断扩大；第二点，某种程度上的权贵同盟，必须说到的是一个社会中间层的缺失，原本他们是联系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履带，因此，政府与底层民众是呈现一种断裂性存在的；第三点，则体现了政府公信力的不断丧失，无论是“官商同盟”，还是摆平司法，还是层出不穷的司法腐败现象，这些权力失控的图景，再加上中间层的缺失，使得这种政府信用危机愈演愈烈，普通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裂缝日益加大。

　　让人担忧的是，面对社会溃败，社会健康的修复力量究竟从何而来？

　　按照中国的现实图景，政府掌握了大部分的资源，财富以及权力，理应承担更多修复的职责，可是，随着当前中国利益结构的日益固化，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他们更多的是继续的作为“掠食者”而存在，也正是由此，使得中国的改革日益呈现一种“扭曲的改革”之现状，自上而下的改革日发艰难。

　　另外，排除令人诟病的权贵财富群体，在部分相对健康的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以及新经济群体中所产生的新财富群体，力量依然相当薄弱，而且可以看到，自从去年经济危机以来，一股“国进民退”的潮涌就在不断的发生。

　　前文提到，在网络问政的到大潮中，虽然不断的发酵着现代性的公民意识，公民社会也蓬勃发展，但是，无法否认的是，一股集体无意识的潮涌挟持民粹主义，在网络暴戾生长，加上权力经常不恰当的介入，一种恶劣的互联网广场文化的形成始终具备可能。

　　面对社会溃败，倘若我们无法呵护这些社会健康的修复力量，那么中国的后改革、大转型之路危咦，也许这就是杭州飙车案“替身门”超越个案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