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报纸上有这样一则报道，心中不免有些许感触。

　　四川一名家境贫困的高中生一念之差，偷了同学几千元钱。按照规定，该学生完全符合盗窃罪，但是当地检察机关对该案审查后发现了案件的特殊性犯——罪嫌疑人为高中在读学生。出于“宽严相济”、“治病救人”等刑事政策指示精神的考虑，对该名同学提出了“有条件起诉”，即与该同学约定，如果他能够考上重点大学，则不起诉；如果他不能够按照约定，考不上重点大学，那么，对不起，检察机关还是要对他以涉嫌盗窃罪进行起诉。后来，这名同学顶住了巨大的压力，考上了浙江省某重点大学。

　　最后的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我也完全相信该同学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而该案也会成为当地检察院工作中的一大亮点——“司法为民”。

　　可是，我心里还是摆脱不了一种极其不悦的感觉，想表达些什么却又担心别人说我“愤青”，或者没有同情心。偶然想起了英国学者边沁在《政府片论》里曾说过，在一个法治的政府下，善良公民的座右铭就是“严格地服从，自由地批判”，自己才鼓起勇气，发表一些不同于主流的观点。

　　其实，这名同学能够不被起诉，我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因为刑事制裁的严厉性就是让犯罪者得到其应有的惩罚，使其犯罪成本高于其犯罪收益，并且更重要的是能够从中有所悔悟。在本案中，该同学肯定是有悔改的，要不然他也不会发奋学习，高考取得优异的成绩，避免了自己的牢狱之灾。但是，我所针对的并不是该学生，而是这个“创新制度”本身。

　　我深知，检察院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如果为了追求社会效果，只是机械地采取这种方式，我个人认为是不严肃和不妥当的。

　　检察院的使命和职责事实是什么？概括说，“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实细化下来，最主要的就是“人民检察院对于刑事犯罪代替国家行使审查起诉权”。检察机关为什么能够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就是因为这是国家赋予的权力，公诉权是极其严肃的，其处分和行使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

　　而在本案中，无论是《宪法》还是《刑事诉讼法》都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可以与犯罪嫌疑人达成“控诉交易”的权力，要得到法律从轻、减轻处罚，必须要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而不能由检察机关随意作出。检察机关不能单纯从追求所谓的社会效果出发，而忽视了国家的意志。

　　刑事案件不能调解(附带民事赔偿除外)，我相信这是很多人都具备的基本常识，而该检察院其实就是与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检察机关的作法，当事人本人和家属肯定是极为欢喜，但从微观的角度来说，总给人以该检察机关是“无牙”的“独角兽”的感觉；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也损害了国家司法的严肃和尊严。

　　该检察院的做法确实非常新颖，也非常具有人情味，但是最大的一个缺陷就是不具备可操作性。

　　因为每一起刑事案件都有其特殊性，个中标准如何确定将是问题最大的症结所在。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我才为这名学生感到庆幸，当地检察院能够结合他的学习能力的实际，设定一个合理的条件，而且他本人也能够顶住巨大的压力(如果发挥失常后果将可想而知)，最终达到一个双赢的结局。

　　更进一步想，如果遇到一个不结合实际的检察机关，为这名同学设定的是考上清华、北大等名校的目标，远远超出其本人的能力范围，那么该协议也就等于一纸空文。

　　此外，缺乏监督的权力容易滋生腐败，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如果是某些领导或关系人的子弟，该检察机关是否还会坚持上述标准呢？我没有理由不怀疑，因为如何确定标准是检察机关自封的权力，会不会降低成考上大专、考上中专、通过高中会考……这些我们都无从得知，因为没有确定的标准，所以也就没有了监督的渠道。  文/刘俊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0年2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