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理建：员工遭“封闭管理”的代价
5月14日晚间央视“新闻1＋1”锁定富士康的“八连跳”，在该节目结束22分钟后，“第九跳”又在富士康发生，坠楼员工姓梁，21岁安徽人，在厂工龄18个月，经抢救无效死亡。
今年前4个半月内，富士康相继有9名员工选择了自杀，其中只有2名员工经抢救保住了性命。自杀者中年龄最大的27岁，其余8人年龄在17－22岁之间，入康士康工作时间最长的是18个月，最短的才20余天。
富士康系国内也是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光在中国境内，富士康员工数量就超80万人。作为一家超级外企，富士康的经营与管理始终蒙有一层神秘面纱。进入新世纪以来的10年间，它的某些“不够厚道”不时被搬上国内外媒体曝光，久而久之，凡人们谈及企业社会责任和“血汗工厂”，马上会条件反射般地联想到富士康。而本次“九连跳”事件被舆论关注时间之长，富士康管理层所面临的巨大舆论压力前所未有。
据富士康提供的自辩材料，9名自杀员工，自杀原因复杂，但均可排除所谓工作压力和薪酬原因。按常理推断，当一家企业持续多年被舆论盯上后，其劳动薪酬管理大致要说得过去，不大可能再普遍地做出“太出格”的事情。因此，姑且相信富士康的自辩大致是靠谱的。
既然可大体排除富士康的“不仁不义”或问题不那么严重，那么连续发生的员工自杀事件又该作何解释？众说纷纭中，笔者的一个基本看法是，这是国内大型和超大型代工企业普遍对员工实施“封闭管理”的必然代价。
富士康对员工实行“包住”制度，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宿舍内安排10名员工居住，这个安排是否过于拥挤还在其次，关键的、很难为外人深入一步计较的一个“绝招”是，同宿舍的10个员工来自十个不同的车间或部门，彼此互不熟悉，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关联，于是就很难作彼此的情感交流。
宿舍原本是个“小社会”，是个情感交流与倾诉场所，同宿舍员工在利益上彼此不相关，情感上就很难互相了(理)解，业余生活则很难互相关照。而80后与90后员工，又相对普遍地具有以“自我为中心”的“自闭情结”，恰恰进一步放大了同宿舍员工彼此的互不来往(理会)倾向。这在客观上导致某个室友在情绪失衡时，因为找不到倾诉对象而进一步自闭，如此“内生性自闭”与宿舍安排上人为生成的“外部性自闭”互相叠加，久而久之，那些心理特别脆弱的室友受某件事情的突然打击或刺激，就很有可能走向极端……40年前，笔者经历过“上山下乡”，集体宿舍或和谐或冷漠的环境对人情绪的“摧残力”和“杀伤力”至今未曾忘记。
总体而言，包括富士康在内，国内代工企业因技术含量有限而利润率不高，企业运作通常须以“低收入、低福利、超时加班加点”作为基本前提，又由于代工企业普遍采用流水线生产，某一个点上出现问题，势必祸及整条流水线的运营，而且，一条流水线出问题又可能“感染”其他流水线，并最终影响企业的生产和利润。简述了这些道理，再体味富士康在宿舍安排上的“外部性自闭”，显然这是富士康管理层的精心算计，因为同宿舍员工的互不关联决定着整幢宿舍楼员工的互不关联，推而广之，整个企业员工的互不关联性已在不为常人所察的状况下悄然形成。以此再作进一步的逻辑分析，五指分开没有力量，五指并拢才有力量。互不关联的员工不可能形成统一的诉求，当合法利益受损或遭到侵蚀时，就不可能形成“集体的声音”。这恰恰是大型以上的代工企业管理层普遍希望达到的一种管理效果，捡轻的说，它进一步强化了资方话话权的说一不二，究其本质——在资方眼里，它极大地保障了企业内部的“安定和稳定”。
所以，如遏制房价一样遏制大型代工企业员工无奈的自杀事件，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强劳动执法的难题，而具有更复杂更深刻的企业、社会、时代背景，政府的劳动执法不能光停留于是否超时加班，是否克扣工钱等，还须从权利层面向权益层面延伸，从工作层面向生活层面延伸，当务之急是延伸至宿舍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