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海林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夫人和财政部长盖特纳先生领衔出席了中美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对希拉里·克林顿来说，代表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对话，可能要比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磋商要惬意些，她的“3.0版”美印关系不会像中美关系那样有如此多的“合作”要争吵：新能源、人权、军事透明、企业自由……

　　不过，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重要性不是以对话者心理感受为衡量标准的，双方对话过程中是相晤甚欢还是针锋相对并不会影响对话对这两个国家、对亚太地区乃至对整个世界的价值。然而，这一价值到底体现的是哪两方之间进行对话的重要性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西方和东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抑或只是美国和中国？

　　华盛顿在这个星球上的地位是逻辑一致而无矛盾的：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自由世界”的领袖、资本主义精神的维护者。虽则对于这些冠冕，美国最近显得有点信心不足。

　　而中国的身份和地位问题却不那么清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最大的儒家文明国度？后两个概念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显然还停留在内政阶段，在外交领域已经不是或者尚未成为首要的谈论话题。

　　对于前一个身份，我们早已习惯了关于上海世博会的一种说法：“2010年世博会是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世博会”。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甚至包括亚非拉国家都接受我们的观点。在我们看来，举办奥运会、世博会是中国以及整个发展中国家的骄傲，而很多别的国家却认为举办这两项活动都是发达国家的特权，至少是从前的同学提前从“进步学校”毕业进入发达世界的典礼和典礼后的狂欢节。

　　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之矛盾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表露无遗，我们自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却以“77国集团加中国”的关系形式表达自己的主张，我们反对发达国家的立场，却被发达国家处心积虑地试图拉进会场内的小房间“开小会”。在哥本哈根，我们既不是发达国家，也不是发展中国家。而在当下的北京，我们却在和最强大的国家面对面辩论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以及谁该为这些问题承担更多义务和责任——虽然我们在任何场合下都拒绝接受作为政治概念的“G2”，但我们似乎并不特别厌恶“G2”的若干表现形式。

　　我们习惯用如下逻辑为自己辩护：中国不只有北京和上海，也有汶川和玉树，还有砍小孩的“失败者”和“拆错房”的开发商。但是片断情景总是非常具有欺骗性的，北京和上海不能代表中国的全部，难道汶川和玉树就能？正如同美国有坚强的纽约，也有脆弱的新奥尔良。实际上，“发达”和“发展中”之间的界限虽然有，但一则不是泾渭分明的，二则身份是可以转换的。跨越中间那条“界线”其实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梦想，中国不是第一个试图跨越这条界线的，也不是第一个成功的，更不会是最后一个。

　　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本来就具有二重性，并可以据此要求世界尊重并接受这一点，然而我们也因此应该接受世界特别是发达世界对我们的二重心理。我们要求别人要实事求是地看待我们，但什么是实事求是？依照北京标准还是用玉树作参数？抑或我们希望的其实是当我们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时，我们便能按照玉树参数保留我们的发展中身份，而当我们要主张自己的权力时，则可以援引北京的标准渴望得到强国的对等尊敬？

　　中国的身份纠结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希望别人承认我们的发展成就的同时却不喜欢被承认得太多。问题是这可能吗？身份问题原本就是双向的，一个人和国家的身份既取决于自我认知，也取决于他者的分类标准。这就使得我们无法随心所欲地解释我们身份中的二重性。当中国在反复思量自己到底属于哪一方的时候，世界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空谈“中国就是中国”是没有意义的，强大一如美国都要给自己确立一个阵营归属，何况中国？

　　中国正在而且以后还要继续和最强大的帝国举行至关重要的战略经济对话，握手之前表明自己的身份和立场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握手是为了签订合作意向开始走上拳击台都是如此。中国肯定在某些领域要和美国争论甚至对抗，也肯定要在另外一些领域合作甚至妥协，但战略战术上的灵活性和身份定位上的明确性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战略可以模糊，身份却模糊不得。模糊战略可以保证己方的行动自由，模糊身份只能让自己和对手都不知道如何行事，也会失去可能的合作伙伴，从而导致中国崛起所需要的外部环境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而不是趋向我们所渴求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