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的工作权必须被保护

　　文/苏丹

　　人们根据自己的专业水平、兴趣爱好等去选择喜欢的工作，不因任何人、任何组织莫须有的理由被剥夺这种权利，即工作权。“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工作权更是概莫能外。

　　当前对劳动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劳动权包括一切与劳动有关的由“宪法”和“劳动法”所宣言的权利。可见，广义上的劳动权概念与劳动权利是等值概念。狭义上的劳动权仅指获得和选择工作的权利，也可以包括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狭义上的劳动权与人们通常使用的工作权基本同义。

　　我认为工作权应属于广义的劳动权，是劳动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⑴狭义的工作权等同劳动权，不利于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劳动权在现代意义上不仅仅只是选择工作的权利，还应包括形成劳动关系中的所有权利，如报酬权、休息权、职业安全权、职业培训权等，这样才更具有全面性和宏观整体性。⑵工作权与劳动权的划分，有利于国家法律的制定。当工作权与劳动权等同时，国家不得不为了其他权利再制定一些单行法，这样不仅浪费了国家的法律资源，而且使国家的司法办事效率得不到提高。

　　工作权的产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文明基础上的必然结果，是对人的基本权利更加具体化的必然结果。由抽象到具体，这是人权发展的必经之路，工作权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并得到了保护。

　　自由权、平等权和生存权思想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并被人们普遍接受，三者的权利思想的成熟，可以说为工作权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和保障。没有了自由，人民无法去支配自己的意识去选择自己的职业。没有了平等，无法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并得到平等的法律保护。没有生存，这一切将无从谈起。

　　劳动权诞生于职业劳动得以社会化、普遍化的资本主义时期，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即职业劳动。在早期社会，人们只有劳动而没有权利，因为人们的劳动只是为了生存，而这种生存只是为了生命体的延续。即使是生产力得到了发展，人们的生产成果有了剩余，而因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并没有进行分离，可以说自给自足，这时人们既是权利的主体又是义务的主体。真正劳动权的发展应始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农民被驱逐出土地，他们除了可用自己的劳动力去生存外一无所有。另外，生产工具的改进，使生产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土地再也吸纳不了多余的劳动力。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进入工厂去取得基本的生活资料，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样在资本家与农民之间就存在了劳动关系。这使工作权的出现成为可能。

　　因此，工作权在思想层面及现实层面具备了产生的条件。

　　1966年12月16日，第二十一届联大通过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开放签署。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三部分的第六条明确规定了工作权的有关内容：

　　1.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

　　2.本公约缔约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技术和职业的指导与训练，以及在保障个人基本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条件下达到稳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及充分的生产就业的计划、政策与技术。

　　该条约明确规定了工作权以及相关权利的保护问题，各国家的加入必定要遵守并在本国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保护。这就保证工作权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得到了保护，使工作权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回应。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表明各国政府对就业的重视，各国把就业率的大小作为自己的工作重心来抓，做为自己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之一。

　　工作权的义务相对人包括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国家和社会。就国家而言，当宪法规定了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之时，国家负有以作为的形式履行自己帮助人们实现自己的工作权的义务，即国家必须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积极为劳动者创造条件和机会保障劳动者实现工作权。

　　就社会而言，是指与国家一样，社会有义务以作为的形式承担促进工作权实现的责任。政治国家的力量固然强大，但能力毕竟有限。片面强调国家实现工作权的积极义务是不够的。其中尤以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为大，作为主要的雇主，更是控制着成千上万劳动者的就业命运。因此，社会在实现工作权中的责任越来越重要。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0年6月下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