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士兵

　　为举报所在单位领导，安徽省亳州利辛县国土局工作人员周文彬日前选择“自首式举报”，在微博上直播自首过程。此前周文彬曾向媒体提供过相关举报材料，并称曾向有关部门作过多次举报，但均得不到重视和查处，故而通过微博自首举报的形式，来引起社会关注。(据4月14日《中国青年报》)

　　“微博直播自首举报”已成为当前一场网络热点事件，周文彬引起社会关注的想法也实现了。但是，催生这种独特举报手段的根源值得思考，而这种微博直播举报的效果仍留存着巨大的想象空间。

　　不由又想起熊培云以前那篇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背景”的人》的文章，其中“背景”就是指互联网。周文彬微博直播举报，其实就是利用互联网这个背景，希望在无数网民以如炬目光注视之下，让举报走向能处于阳光之下，免于权力暗箱操作。

　　民意的确有智慧，在与权力的博弈中，不可能永远出现“权力通吃”一边倒现象。周文彬微博直播举报，必然会让亳州利辛县国土系统相关官员可能存在的腐败引起关注，倒逼相关部门查证。更何况，周文彬还提供了一份查办“腐败窝案”的路线图，只要举报情况属实，相关部门积极公正进行执法，挖出事件真相，不会太难。

　　不过，这种举报本身也承载太多的法治悲情。如果按照法治程度正义的逻辑，对任何一个举报人来说，都根本无须寻找法律之外的靠山，包括互联网这个“背景”。问题是，现实对举报人的保护乏力。比如，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曾如此阐述，“改革开放30年来，评出的10个反腐名人，其中9人都遭到打击报复。”

　　这里无意再去例举举报人遭遇报复、刑拘、劳教、虐杀、坐牢等等命运惨象。事实证明，由于没有一种足以护佑举报人的力量，举报人不得不开辟新的举报途径，来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微博直播自首举报”就是这样“创新”。尽管如此，作为举报人，周文彬内心仍充斥太多担扰，他在微博上说，“我的将来和我的心情就像窗外的天气一样灰蒙蒙的。”“老人可以瞒着，孩子瞒不了，这样有可能改变他人生的轨迹，愿他一生平安！”

　　也就是说，即便是拥有互联网这样的“背景”，即便是采取已经引起网友强烈关注的“自首式举报”，但作为举报人依旧无法拥有足够的自信来让自己免于权力报复的恐惧。事实上，当保护举报人处于制度尴尬与法治失灵的状态之下，就算开发再多的“举报方式”，也很可能栽倒在权力通吃的阴险与虚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仅靠一时的民意智慧来与强大公权力博弈是不够的。“微博直播举报”能否实现法治正义，也并不是简单乐观的事。

　　当前保护举报人的制度建设处于严重迟滞状态，对举护人的保护规定跟不上时代要求。比如，相关规定的法律位阶偏低，适用范围太窄，内容多是原则性规定，笼统、模糊、抽象，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其实，不论是举报事件，还是保护举报人的立法，背后都牵涉到种种利益博益，容易因为触及到特定群体的利益遭遇到抵制。对于“微博直播举报”来说，它并不能拯救法治失灵，如果不能从制度根源来斩断罪恶权力伸向举报人的黑手，不论开发怎样的举报方式，最终也都不可能完全消解举报人的担扰与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