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舟

　　据《京华时报》报道，深圳二院护士郭俊梅因不满奖金分配，向深圳市政府信访办投诉，医院外请医师假扮工会领导与其谈话，并将谈话内容写入病历，将其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并调岗。郭俊梅起诉维权后胜诉。但法院判诊断医师无责，法官希望郭俊梅不要得理不饶人。

　　正如法院所判定，“郭俊梅在深圳市二院工作期间并无任何工作失误，亦未出现因精神问题做出不当行为，深圳市二院因其与院领导发生争执就认为其存在精神问题，在未征得其父母及其亲属同意情况下，聘请康宁医院精神病专家为其诊治，其行为本身存在不当之处。”因为不满奖金分配，因为上访投诉，一个健康正常的护士就变成了“精神病”——被“诊断”成精神病的过程及采用的手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正当的权利申诉，何以被视为了大逆不道而被“不当处理”？

　　律师认为，单一的诊断标准和制度上的救济漏洞是导致“被精神病”的主要原因。但在笔者看来，这其实与“诊断”和“漏洞”没有什么关系，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单位与个体之间地位的严重不对等，导致个体的话语权极其式微，意见和表达不被尊重、不受保护，稍有“出格”即被“封杀”——这才是女护士维权上访“被精神病”的关键所在。

　　还值得一提的是，审视这一事件，我们不难发现，护士维权上访之所以成了“精神病”，不仅是“医学标准”和“管理标准”出了问题，“公共标准”同样也处在了扭曲错位的状态中——毫无疑问，对奖金分配不满的医院员工不止郭俊梅一人，但敢于上访投诉的却只有一人，因此，或许在世俗的眼光中，过于较真的郭俊梅就是一个另类，有“精神病”的嫌疑。

　　回想起来，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知道有多少“较真”的个体被潜意识的大众标准当成了“精神病”或者“刺头”而排斥在外，大家浑然不觉主动维权和敢于维权是公民的一种基本素质。

　　维权意识的淡漠切入到当下社会语境中，就是公共意识的缺位。这里所说的“公共意识”有三层含义：其一，要树立个体权利意识，敢于较真；其二，要克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狭隘心理，勇于挺身而出，学会“为公共维权”；其三，权利的维护更加富有时代特征，善于运用组织力量和法律手段去展开博弈，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而“护士上访被精神病”的这一典型案例无疑告诉我们，在现代社会的成长轨道上，我们仍然还有很远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