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5月23日，清华大学第四教学楼被命名为“真维斯楼”，这在学生中间引起了争议。有学生称“感觉太扯了”。对此，清华大学校方称，该楼除了这个新名字，“第四教学楼”的名称也同时保留。

　　近年来，凡遇大学学院冠名、教学楼、图书馆冠名，都会遭遇争议。质疑者认为，此举太过商业化，败坏大学精神。

　　其实，大学学院或者校园建筑物冠以捐赠企业的民称或人名，与大学精神并无多大关系。这种做法，反倒有助于大学精神的推行。大学精神的本质是独立，而一所大学要获得独立办学空间，财政独立是至关重要的，对公立大学来说更是如此。举目各国大学，都在想办法拓宽办学资源，增加自筹经费在整体办学经费中的比重，以摆脱办学过于倚重国家投资和学生学费的情况。其中一种做法，就是让渡出学院和楼宇的冠名权，由此能获得不菲的捐赠投入。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麻省理工大学斯隆(Sloan)商学院，是以捐赠者Alfred Sloan的名字命名；沃顿商学院以费城企业家约瑟夫·沃顿的名字命名；牛津大学赛义德(Said)商学院，以捐赠者沙特阿拉伯亿万富翁瓦菲支·赛义德的名字命名。

　　对于大学学院或楼宇冠上企业名、人名，从感情上，大学师生中有些人无法接受，觉得这是把学校给“卖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不少人还担心，学校获得捐赠之后，办学将会受到捐赠者的影响。基于这些原因，就是在国外大学，学院或楼宇冠名，也饱受争议。比如，牛津大学赛义德商学院的冠名，当初就遭到学校教授的强烈反对，而且，他们反对的不仅有冠名，还有在牛津大学进行工商教育。教授们认为：“有着古老传统的牛津大学应该远离沾满铜臭味的工商教育。”但后来这一学院还是在教授们的反对声中成立了。出人意料的是，这所商学院很快就出类拔萃，早在2004年《金融时报》全球商学院排行榜中，该商学院就名列第26位。

　　以国外大学的实例分析，只要有合理的学校管理制度，一切以办好学校为出发点，接受个人或者企业捐赠并冠名，并不会让大学的办学沾上铜臭气、走向世俗。这一制度就是现代大学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校方获得的捐赠，全部用于学校办学，捐赠者获得的回报也就是冠名权而已；就是学院理事会(或董事会)的理事(或董事)，也无权干涉具体的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因为这些事务的决策权掌握在教授手中。

　　我国大学接受捐赠，在冠名做法上已与国际“接轨”，然而，在学校管理制度建设方面，却严重滞后。捐赠冠名有怎样的决策程序？获得的捐赠，开支到了哪里？学校与捐赠者之间有无交易？捐赠者对办学会否施加影响？对这种担忧，大学难以回答。事实上，由于现代大学制度缺失，我国大学的精神已经迷失，办学的功利化和世俗化倾向明显，教育和学术已异化为牟利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看到学校以冠名换捐赠，公众和部分高校师生是有强烈不满情绪的。

　　所以，对于我国大学来说，个人或企业以捐赠的方式冠名学院和楼宇，到底“扯”还是“不扯”，要害不在于捐赠和冠名行为本身，而在于大学有无符合现代大学特征的基本管理制度。没有这一制度，大学的很多事情都“扯”不清。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