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舸

　　《精神卫生法(草案)》今起征求意见，规定不得强迫他人进行“精神病”检查，“被精神病”责任人将被追刑责，对于“疑似”患有精神病人员，首先应由监护人、近亲属送院治疗，并不得限制其自由。(《法制晚报》6月10日)

　　“不得强迫检查精神病”不是什么技术难题而是社会常识，但凡常识被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强化，必然是现实层面中违反常识的现象严重，以至于必须采取用法律进行规范的路径维护公民权利。但是，《精神卫生法(草案)》虽然强调“不得强迫检查精神病”，但“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行为的，由当地公安机关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依然留下了制度漏洞。

　　公共安全的定义看似清晰实则模糊，就如物权法中有关公共利益的争议一样。如果有权力在握者授对某个人进行恶意打压，随便找个什么“危害公共安全”的借口就能得手。比如，明明是据实举报某个官员腐败，但官员以“诽谤领导”罗织罪名，认为“严重影响领导正常工作、影响政府工作”，算不算是危害公共安全？将部门利益乃至个人利益混淆为公共利益，将个人民事纠纷上升为危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几乎成为某些滥权者打压公民屡试不爽的灰色手段。

　　因此，“公共安全”的边界划分，理应在《精神卫生法(草案)》中得以明确。否则，本来维护公民权益不受伤害的合理设计，很可能会被以“公共安全”的名义所轻易突破，不加界定的“公共安全”将演变成为权力对权利的剥夺。

　　公民权利当然仰赖于法律拱卫，但法律首先要有现实可行性与强大的监管能力。我们当然担忧以往法律出台却无法落地、形同虚设的前车之鉴重现，同样也警惕法律在立法阶段就因为各种利益干扰，最终导致产生本意是为强化民众权益却反而伤害更甚的“伪法”。

　　法律本身应该具有一丝不苟的逻辑自洽、严密到位的法理支撑、日趋完善的执法功能，尤其是关系到所有人切身利益的重大法律，如《精神卫生法(草案)》，一旦在立法、执法各个环节考虑不周，就可能会出现有人“被精神病”的可怕结果。“公共安全”应当成为民众维护自身权益不被权力侵袭的坚强堡垒，而不能变成突破民权底线的滥权魔影。

　　“不得强迫检查精神病”要先界定“公共安全”，要审视以往法规对公共安全的定义，看在这么多年实际运行中存在哪些弊端，并且通过这次界定过程重新加以弥补，尽可能地摒除可能被别有用心者利用的制度漏洞，“不得强迫检查精神病”的立法初衷才能与民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渴求之间达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