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这个道理很好理解。因为信息损耗，自身素养的差异，“南橘北枳”几乎是个常态。所以，改革必须“高标准严要求”，才能保证施行不致走样。

　　从这个角度看，刑诉法的修改也应遵循此理。刑诉法修改已列入今年立法计划，这是继1996年后的再次大修。专家建议修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口号，废除“如实供诉”条款，不强迫嫌犯自证其罪。

　　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王敏远认为有上、中、下三策可选，上策是与米兰达规则相似的沉默权；中策是依照国际公约要求，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证实有罪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下策则是简单地将“如实供述”去掉。

　　以经验来看，即便选上策，经过利益掣肘和执行打折后，至多得到中策的效果。可是，从目前信息看，似乎连选择下策，都还需舆论的大力造势支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哪怕学界已呼吁多年，媒体和民间也凝聚了不小的共识，但官方仍无明确说法，要在立法层面进行确认和推动，还有赖此次刑诉法的修订。

　　早在1996年修改刑诉法时，中国已批准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可惜公约里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没有体现出来。而近年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透出的“疑罪从有”，审讯逼供等“魔鬼细节”，更是饱受诟病。

　　在此背景下，去年“两院三部”颁布了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据双规”，强调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这类“司法解释”式的执法规范，也还需要更高层级的法律意义上的“正名”。

　　作为程序法的刑诉法，涉及到公、检、法、司等方方面面的职能协调。但若无程序正义，实体正义只能是镜花水月。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司法体系及相关从业者理应早日超脱某些狭隘的私利格局，在废除刑讯逼供、坚持“无罪推定”、保证嫌犯“沉默权”等方面尽快达成共识。只有司法界通力合作，才能使得类似的完善执法漏洞，修复司法威信的修法得以顺利推进。

　　何况，诸如保证嫌犯“沉默权”，刑讯逼供所获证词不予采信等，只是禁止酷刑公约的一个底线共识。上述内容也仅是最低限度的起码要求。正如专家所言，如果连这都做不到，何谈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承担的责任呢？法治社会根基又在哪呢？我们旗帜鲜明反对刑讯，只因这是一种野蛮的、不人道的侦破方式。

　　不义手段实现不了正义。同样，违法获得的证言，也有辱法律尊严。不能用非法手段执法，这应该是当前司法界必须践行的一个底线原则，而在目前刑诉法修法过程中，这一司法常识和精神也必须得到立法层面的体现。唯此，才有望打破刑讯魔咒，终结更多的“躲猫猫”式惶惑。司法体系的正义输送，也才更为可期，法律尊严才不会蒙污，人们的法治信仰才更笃定。

　　(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08版)